证据关联性问题之研究/奚玮(9)
承认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是以证据具有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为前提的，但不能以证据能力意义上关联性所具有的“首要性”否认或忽视证明力意义上关联性，因为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所解决的仅仅是证据调查范围的限定问题，亦即哪些证据可以进入法官视野得以进行调查，但不能真正解决案件事实的能否证明问题，而这就属于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问题。我们知道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具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即限定证据调查范围，这种“限定”依赖于法律的规定，而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产生于对证据进行的调查过程之中，依赖于法官的判断。所以可以说，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的归属可以定位在：证据调查程序中的法官的“心证”。
根据前面对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区别的分析，可以推出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与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前者主要从实质层面谈证据的采信问题，后者主要从形式层面谈证据的限定问题。对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进行探讨的价值在于为处于实质层面的证明力的判断扫清道路。处于实质层面的证明力如果为法律所预先加以规定的，则极为可能成为法定证据制度。在法律中预先对证据的证明力加以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法官个人的专横武断，法官对证明力的判断统一受法律规定约束，从这一点来看，法定证据制度给人一种公正的印象，“似乎法官断案不是基于个人的判断，而是基于法定的运用证据的规则，实际上，尽管法定证据制度的各项规则相当详尽、具体，但总不可能概括无余，况且有些规定又可以作多种解释，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仍有回旋余地，可以利用对法定规则的解释，上下其手，使审判的结果有所偏颇”， 但其无法避免的是必然遏止了法官的能动性。试想，一个根据法律上僵化死板的规定对证明力进行简单相加以认定案件事实，能够发现“真实”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自由心证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切诉讼证据的证明力的有无和大小，法律均不作预先规定，一概由法官自由判断，其弊端在于过于倚重法官的“心证”，为法官主观擅断提供了机会。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制度在证明力的判断上走向了两个极端。
因此，应当实行证明力的综合评定，摒弃任何意义上的法定化和绝对自由化。因为不得不承认完全将证明力交由法官自由评定易使其过于主观化，从而导致回溯真实的希望更为飘渺化。反过来，如果实施证明力的绝对法定主义，将会使法官过于机械化，从变得“无血无肉”，要知道，当法官真得“无血无肉”之时，再去倡导所谓法官良知就没有必要了。在我们的近邻、我们热衷学习的对象——俄罗斯，在其《刑事诉讼法典》第17条“证据评价自由”中就直接规定：“法官、陪审员以及检察长、侦查员、调查人员根据自己基于刑事案件中已有全部证据的总和而形成的内心确信，同时遵循法律和良知对证据进行评价。任何证据均不具有事先确定的效力”。 。俄罗斯的立法之所以这么规定也不外乎笔者所分析的诸多原因。案件事实发生在过去，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法官、当事人都期望能够将过去的案件事实像放电影一样进行“欣赏”并加以质证、综合分析，一遍不清楚，重看一遍，从而得以查明案件事实，实践中尽管有的犯罪现场被全真的拍摄下来，使案件事实得以轻易认定，然这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案件是无法简单的后退“重看”的，但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还不得不加以“回溯”。法官应当在这个“回溯”过程中处于中立的被说服者的地位，而且法官应当处于独立的判断地位。尤其是在关联性的判断上法官的独立判断则尤为重要，因为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对关联性的判断往往没有实际标准可以遵循，主要依据通常的逻辑思维和日常生活经验（阅历）。这里所说的“合理关联”应当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判断过程的合理，即法官在评定证据关联性存在与否之时应处于合理限度以内；二是关联本身的合理，即法官对证据关联性判断时考虑认定具有关联性是否违背合理性原则。就判断过程的合理而言，尽管证据的关联性主要由法官作出自由判断形成“心证”，但这种“自由”不能超过一个“度”——合理性原则，也就是说法官在对证据关联性作出判断时必须根据通常逻辑和日常经验法则，综合各种因素，尊重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不“独断专行”，而且应该做到“耳听八方”、“心听八方”。也就是说，法官在评价证据、形成心证之时，应该遵从事物间的客观联系，防止恣意品评证据，同时要避免不适当地排除有助于查明案情的相关证据。就关联本身的合理而言，通常法官在对证据关联性进行判断后不应违背基本的合理性，即证据要真正地和所争议案件的时间、事件或者人物有关。如果将证据的证明力以法定形式加以规制，那么法官将非常清闲，法官与“电脑控制的体重、血压测量器”无异，原因在于我们只要在街头花些小钱就可知道我们的身体健康与否，根本就不需要去医院检查我们的身体状况，因为那个机器你只要一站上去，它就会告诉你“你的身体完全正常”或其他。不是说这种机器毫无科学性，而是说我们这种做法不科学，过于千篇一律，而人的身体不可能一样。“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因此，即使法律对证明力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规定，但也无法排除“漏网之鱼”存在的可能性，不让法官进行综合评定将可能导致更多的法官无奈地看着“真实”溜走的现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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