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者在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中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立法工作要求/马实行

论劳动者在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中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立法工作要求/马实行
论劳动者在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中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立法工作要求

马实行

在谈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时，最艰苦的工作不在于如何提高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而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剥削雇佣劳动体制的本质，如何坚定对其进行专门立法的信念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进行统筹安排的具体工作。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而这项工作的报酬却是异常丰厚的，因为他能有效的提高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最大限度的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环境和投资者的投资环境，免除国家危亡的祸患，使现代中国经济走出历史的阴影，走向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明天。
关于劳动体制，笔者认为，那是一种有劳动能力的人参与社会劳动过程的具体组织形式。在人类劳动发展史上，只存在两种劳动体制：
即共产共有劳动体制和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共产共有劳动体制就是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创造劳动成果的过程中，由参与劳动组织的所有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劳动成果的劳动组织形式，是专业分工劳动和集体共同劳动有机结合的一种劳动体制。在人类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存在这种劳动体制的历史。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就是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创造劳动成果的过程中，由私人独自占有和支配劳动成果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包括已成为历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风靡全球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普遍存在这种劳动体制。
我国现代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面对我国正在发展壮大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是否有必要进行改革，并且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呢？笔者认为，这是一项极为必要，而且是相当紧迫的工作。
关于劳动体制改革的课题，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研究课题。可以肯定的说，人类社会劳动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提高劳动者历史地位与劳动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发展史。现在的中国执政党有必要担负起不断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有必要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的根本原因之一。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化对剥削雇佣劳动发展史的认识，结合现行宪法关于公有制经济消灭剥削制度的法律原则，为人们增加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意识准备思想条件。在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发展初期，孔孟儒学就从提高劳动者历史地位的角度提出了“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主张和能够与当时劳动体制改革相结合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这些进步思想，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极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将此进步思想与当时实际的劳动体制改革有机结合，创造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史。在当代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表，将儒学民本主义思想与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有机结合，创立了所谓“儒学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特殊的雇佣劳动体制，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了阶级矛盾，对劳动者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形成了部分资本主义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成为支撑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的精神动力之一。从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发展史可以看出，不断的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历史地位，已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促使劳动者提高历史地位的措施，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如脑力劳动者社会地位高于体力劳动者，支持剥削阶级主张的劳动者社会地位明显高于支持反剥削阶级主张的劳动者。不仅如此，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劳动者始终处于隶属于剥削阶级的奴隶地位，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始终隶属于资本家的奴隶地位，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现代中国，从建国初期起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社会主义一直奉行将劳动者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的革命斗争目标与当时劳动体制想结合的共产共有劳动体制。不仅如此，自五四年宪法至现行宪法止，都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一法律规定。所以，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历史地位，不断将劳动者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的革命斗争目标与当代中国的劳动体制改革相结合，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活的灵魂。我国建国初期的劳动体制，是一种很不成熟的共产共有劳动体制，也由于它没有主动吸纳，消化和结合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实践，没有在共产共有劳动体制的运动变化中形成规模，所以没有真正发挥社会主义生产优势，与成熟的包容先进科技成果能力较强的剥削雇佣劳动体制相比，并没有最终获胜。但这丝毫不会影响“重视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历史地位，坚持彻底摆脱劳动者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的革命斗争目标”的历史进步思想的社会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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