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者在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中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立法工作要求/马实行(4)
行金融经济犯罪为实）和劳务陷阱（以劳动服务中介和招工安排就业为名，行骗取有关劳动群众劳动成果为实。）他们活动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以合法政府的名义为其保驾护航，最终把剥削雇佣劳动体制推上统治地位，把所有的劳动群众都沦为劳动过程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奴隶，以实现他们所向往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上三种邪恶势力的存在和发展趋势表明：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已不是国家机关和劳动群众是否有能力制止邪恶势力发展的问题，而是二者能否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邪恶势力，抑制邪恶势力存在的土壤-剥削雇佣劳动体制迅猛发展的趋势的问题。
另外，提高劳动群众的历史地位，可以为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笔者认为，对于当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可以按四个生产环节划分为四类市场：即以劳动者群体为活动主体的生产劳动市场，消费市场和以投资者群体为活动主体的资本交换市场和资本分配市场，前两类市场是后两类市场的经济运行的群众基础，后两类市场是促使前两类市场实现原始积累的物质基础。显而易见，提高劳动群众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可以明显推动生产劳动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发展，进而可以活跃投资者为主体的资本交换市场和分配市场，最大限度的降低金融投资的风险。为此，国家机关的领导者必须团结广大劳动群众，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使每一个劳动群众都能最终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向前发展。同时，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与当代社会的重要维权组织密切配合，共同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
现行《劳动法》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部重要的法律，积极的贯彻和监督《劳动法》的实施，也是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但从现阶段看，现行《劳动法》的法律实效不是很理想，也就是说不论是劳动者，投资者或劳务承包商实际的遵守，执行和运用《劳动法》解决劳务纠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屈指可数。据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放的关于《劳动法》实施情况的调查数字显示，希望利用《劳动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和解决劳务纠纷的劳动者不到调查人数总量的1%，而这1%的劳动者运用《劳动法》真能打赢官司的究竟有多少？因打劳务官司被辞退，被威胁甚至被暗算的劳动者又有多少？上述情况不是没有存在的可能，或许在某些地区还相当普遍。究其原因在于劳动者相对于用工单位处于极其贫弱的不平等状态，在上述三座大山邪恶势力的重压下，为生活所困的劳动群众在当代中国社会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和老板或劳务承包商们打官司，即便是打赢了官司，他们的生活和职业能有保障吗？而那些鄙视劳动群众的老板或劳务承包商可以为了高额的利润和利益，去“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势力同一名落魄的劳动者周旋。而国家劳动部门和司法部门一般实行“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很少有主管劳务的公务员主动用《劳动法》惩治违法的劳务承包商，维护劳动者基本的合法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私企老板们在《劳动法》的掩护下，多方设置陷阱，骗取和讹诈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成为可能。笔者曾了解到同村的一名司机为老板打工一年，分文未得的事例。另据朋友透露，有些民工为劳务承包商打工数载，最后竟未收获一分报酬。当代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人正在设置劳务陷阱，又有多少人正在求职或就职的劳动者还在上当受骗，而又因生活贫困无法摆脱受奴役受压迫的命运，这恐怕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劳务市场的一种个别现象，稍做一翻调查，便可发现当代中国奴隶生活的一般场景。（如在京郊城镇建设工地，劳务承包商所雇佣民工的生活场景。）改革剥削雇佣劳动体制（也就是改革当代中国包工制），专门对其进行立法工作的宗旨在于治富济贫，把极少数为富不仁的官僚腐败分子，资本主义投机者，复辟资本主义者和黑帮主义分子（含当代恐怖主义势力）非法敛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返还与之相关的贫苦劳动者和热衷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投资者。循序渐进的制约和削弱剥削雇佣劳动体制（当代中国包工制），普遍推广能够不断提高劳动群众历史地位的共产共有劳动体制，充分调动所有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笔者认为，如果能制定好这样的法律是符合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最根本的生存利益的，也是与宪法第六条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一宪法原则的立法宗旨完全一致的，也是会得到所有劳动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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