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平等权研究/周永坤(4)
依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反对教育歧视建议》及《世界全民教育宣言》的规定，以下做法构成歧视：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出生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特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教育上的待遇平等，特别是：（甲）禁止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接受任何种类或任何级别的教育；（乙）限制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只能接受低标准的教育；（丙）对某些人或某群人设立或维持分开的教育制度或学校，但本公约第二条的规定不在此限； （丁）对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加以违反人类尊严的条件。[10]《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三条特别禁止几种歧视性规定：（1）在学费和给予学生奖学金或其它方式的协助以及前往外国研究所必要的许可和便利等事项上，除了以成绩或需要为基础外，不容许公共当局对不同国民作不同的待遇；（2）在公共当局所给予学校的任何形式的协助上，不容许任何纯粹以学生属于某一特殊团体这个原因为基础而定的限制或特惠；（3）对在其领土内居住的外国国民，给予与本国国民一样的受教育机会。依据相关国际人权法和我国上开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教育机会平等权具体化以下四项权利。
1、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
这一权利提出两项要求：
首先，进入高校唯一的标准是分数，不得考虑分数以外的因素，否则可能因不合理的“限制或特惠”而构成歧视。文化大革命中，我国高等教育入学实行“推荐”制度，以所谓的“政治思想”作为主要标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歧视。恢复高考以来，“推荐”制度被否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还是留下了一些尾巴：少量的推荐生仍然存在，别的人要考试，某些人可以不考试，这构成对其他人的歧视。还有一种分数“优惠”的做法，某些学生可以提高分数，这无疑也构成对其他人的歧视。
其次，高考分数线应当同一，否则构成地区歧视。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实行了一种“分数歧视”制度：不同地区的考生的分数线不同，同样进入北大或清华，北京考生的成绩与“外地”考生的分数相差悬殊。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的考生本身受到的教育就比其他地方要好，如果要有“不平等”规定，应当规定本地考生的录取成绩高于外地考生才是合理的。现在的规定构成双重歧视：在享受平等的教育条件上的歧视和违反机会均等的歧视。这一歧视性规定的得利者是那些有权的或有钱的主：他们可以凭权力或金钱将户口迁向对他们最有利的地方，或者即使没有当地户口，他们可以凭特殊的政策享受这一“优惠”。[11]这一政策引发了多年无法解决的高考移民问题。原先向大城市移，现在，人们将目光转向如海南省这样边远的地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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