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平等权研究/周永坤(9)
[4]马克思在论证教育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后说：“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儿童教育：“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卡尔·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7页。
[5]在这方面，老牌自由主义的英国教育史是有典型意义的。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实行赤裸裸的等级教育；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实行所谓依智力区分的教育，出身高贵的人受“学术教育”，出身低贱的人受大众教育， 20世纪初，根据学生阶级出身定教育的政策受到质疑，出现了著名的“11岁考试”，由考试决定接受何种中学教育。这一方法表面看很合理，其实，考试的结果不是由学生天赋决定，更多的是金钱决定：它取决于学生此前接受的教育水平，而这是由支付能力所决定的。参阅吴华清、曾守锤《教育平等与英国教育发展》《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
[6] 虽然《世界人权宣言》只具有非强行法的性质，但是由于它所宣示的价值为文明国家所共识，所以具有极大的规范效力。现今，它已经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一部分。
[7] 当然，与宪法相比，这些法律保障的重在教育权而不是教育平等权，且平等在有的法律中根本没有提及。而在现代国家，教育权主要是一个平等问题。
[8]该条规定：“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9]参阅吴华清、曾守锤《教育平等与英国教育发展》《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
[10] 参阅《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一条。
[11]早在2000年，《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暂行办法》里就已经规定，北京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内的某些人的子女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以后逐渐延伸到其他的一些产业。北京市发改委、财政局、地方税务局、人事局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2005）规定，金融高管的子女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而我们的主管官员却振振有词地说这“不涉及到特权的问题”。参阅《评论：金融高管子女来京高考不涉及特权》人民网www.people.com.cn，2005年2月18日。
[12] 2005年，海南省教育厅为了减少大量外省高考移民对本省考生的冲击，派出6路调查组赴全国各地了解情况，并锁定数百名在原籍和海南进行了“重复报名”的考生，取消其在海南的考试资格，以达到对“移民潮”发出警示信号的作用。而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在经过了复杂的多方“博弈”之后，海南省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封堵令”，承认了这些考生在海南的考试资格。参阅蔡方华《海南高考移民事件引发的思考》《北京青年报》200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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