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田景仲(3)
再次，那么法律如何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意志从而达致普遍的效力呢？一项规则要获得人们普遍地遵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强制人们去遵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规则内容上是否公正；另一方面就是由内到外的公正从而成为具有终极价值的普遍一致的行动指南，此时，人们自愿去遵从。当然，后者乃人们所愿。这需要规则制定者们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一项规则脱离其个别的、具体的形态而上升到“类”的高度呢？规则的制定者无疑是不能拘束于一人一事，因此，规则应该是抽象的。哈耶克认为：“抽象规则在大多数特定事实不为人知的世界里具有行动指南的意义”。他说：“首先，大社会中所有那些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一般且抽象的；其次，这些一般且抽象的东西只会限制而不完全支配我们的决策。”他既而认为：“人民之所以能够成为同一个文明的成员并能够在一起和平的生活和工作，实乃是因为在追求他们各自的目的的过程中，那种驱使他们追求具体结果的金钱驱动力也受到同样的抽象规则的指导和约束。如果说情绪和驱动力告知了人们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约定性规则则会告知他们以何种方式才能获得允许他们得到这种东西。行动（action）或意志行为(act of will)，始终是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和个别的事件，而知道这种行动和意志的共同规则则是社会的、一般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因此他说：“尽管从个人在追求相似的东西这个意义上将讲有着相似的欲求，但是一般来讲，这些东西本身都是一些各不相同的特定事物。个人间关系之所以能够得到协调并能够被融入一个共同且持久的社会模式之中，实是因为他们是根据同样的抽象规则对这些不尽相同的特定情势进行回应。”
最后，规则的制定者们还应该随时记住，立法时应该充分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势，正如《法国民法典》对于希腊人是没有用的。法律亦需要培育的土壤，脱离现实生活，法律便无生命力可言。这需要把哲学与社会学联系起来，因为毫无疑问，任何立法都是相对于有限、暂时的事物而言的。没有永恒的规则，法律应随时因势而变。企图制定万古不变的规则是绝对不可能的。规则生于历史与未来的结合处。对规则产生的根源进行探求，甚而去演绎规则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很必要的。而要做到这样恐怕也是极不容易的，立法者们有时得寻根究底地探求法律规则的演变历史，而不可能对规则由来的历史不闻不问。
三、立法的再思考
作为大陆法系的一支，我们的立法一直逃脱不了德国的模式。就如黑格尔追求一种绝对精神、绝对概念以及终极理性一样，我们似乎也学会了从概念到概念，从思辩到思辩的习惯，很多法律不是通过大量的采集资料、实地调查来制定的，而是所谓的立法家在书房冥思苦想或者在所谓的立法会场上讨论出来的。殊不知，法律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笔者很欣赏黑格尔看到了法里面人的意志因素，因为这是法的一种本质所在。但是，我反对就法律论法律的思维模式。追求一种思辩的乐趣和形式上的完美是他致命的弱点。所以《德国民法典》相对于《拿破仑法典》来说，显得极其抽象、晦涩，让普通民众看不懂，这样怎么能像后者那样，能够让法国农民在煤油灯下诵读其之理想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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