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社区发展权理论研究/李长健(4)
权利与利益结合可以简称为权益，因为权利是指现行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所有权利都与利益有关。同时，对个人权利的承认不仅意味着对个人需求和个人身份的个人性承认，而且意味着对个人需求和个人身份的社会性承认。[6]（P11）因此，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权利的平等实现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条件。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社会向人提出的造应要求越来越高，在解决了适者生存、不适者也生存的问题之后，发展权成为了人权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农民权益从平等生存权向平等发展权转变的保护思路成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新课题。
第一，发展权是内涵维度。发展权概念是首先由非洲国家提出的，早在1969年，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的报告，该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发展权的提法。1972年，塞内加尔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巴耶，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演讲时指出，人类享有的各项权利都与自由、生产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权利相联系，即和发展权相联系。人类得不到发展就不能生存，因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其实质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发展权正式提出是在1979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形成的《发展权决议》，具体可以诠释为（参与）发展进程的权利（the right to process of development）、（基于）人权方式的发展（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从而以人权标准来规范发展的模式。发展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综合，以此追求人的全面充分自由发展，并在发展中一步步实现。早在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发展就有如下认识：“发展是多元的，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这惟一的内容；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无疑都是各具特点的，但它们也是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的保证。”[7]（P96）发展权的提出，伴随着矛盾、冲突与争论，但逐渐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也逐渐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验证。总之，发展权是人权现代化，也是社会发展和重新阐述的重要尝试，更是人权领域的一次深刻变革。
第二，发展权的主体向度。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时期，从人类社会主体出发，探寻人类主体会超越自身向度和消极受动的历史状况，从而成为自觉创造历史的主人。基于发展权的综合权利特性，其包括国家、民族、个人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发展权利的总和，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集体权利的倾向，[8]（P33）故其主体向度具有双重性和多维度。首先，发展权主体具有个人与集体双重性。发展权是所有个人以及一定组织，包括国家、民族所享有的权利，《发展权宣言》在序言中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的一项特有权利。”对于发展权主体界定，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有学者认为发展权主体只能为个人，而有学者认为发展权主体只能是社会、集团或集体，但我们应明确个体权利须通过集体行为所实现，可见，发展权在原则和结论上是一项个人权利，其实现方式是一项集体权利[9]（P108-109）。其次，发展权主体向度具有多维度。发展权主体的个人和集体双重性，决定了主体向度的多维度，发展权主体包括一切国家、民族和所有个人，因此发展权具有实现的立体性和统一性。同时，发展权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权、政治发展权、社会发展权和文化发展权，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体系，这也决定了发展权实现的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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