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社区发展权理论研究/李长健(8)
其次从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内在因素层面考究。发展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综合，基于农民权益的社区层面上考虑，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内在要素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方面，这三方面是互为整体，辨证统一的关系。其一，社区发展权理论内含的政治要素主要从两个层面，即社区内的民主与社区外的民主，彼此互为条件、共同发展。民主政治是政治要素的必然要求，即是在不断农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促进农民的增量民主，保障农民政治权益，从而最终实现发展民主。社区发展权理论中的政治要素，主要在于以实现发展民主，促进农民政治权益保护，以农村社区内的民主实现农村民主自治，另一个层面通过社区发展来实现农民参与全社会事务中的民主，包括农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平等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具有平等的选举投票权等，这是实现社区发展权的政治保障。其二，社区发展权理论内含的经济要素，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即经济发展是社区发展权实现的重要内容，同时社区建设反过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二这相辅相成。经济发展是农民权益实现的重要基础，经济权益也是农民权益的重要内容，在社区发展权理论中，经济要素以农民平等的参与经济发展过程与平等的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联系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乡村的反哺，甚至在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非对称优惠原则[②]，真正实现产富于民、藏富于民。其三，社区发展权理论内含的文化要素。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文化发展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促进公民政治价值、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改变，同时文化对经济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发展动力，因此文化要素是社区发展权理论的重要内容。社区发展权理论的文化要素，既包括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又包括农村先进文化与农村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还包括农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等。
第六，社区发展权理论的研究范式。范式多被用来描述或表征一种理论模型、一种框架、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理解现实的体系、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范式的功能主要在于：理顺和总结现实，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预期和预测未来的发展，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弄清我们应该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14]（P9-10）我们认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建构社区发展权理论。其一是以利益为视角，通过存量利益与增量利益，形成农民的发展利益。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人的所有行为都与利益相关，在保证存量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农民的增量利益，从而保证农民的发展利益。社区发展权建构以农民发展利益为基点，在不断增加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总量同时，改变传统的农民弱势身份，平等的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农村社区的建设为农民发展利益的分享提供了现实载体，因此从利益角度研究社区发展权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其二是农民权益保护从平等生存权向平等发展权的转变。生存权是人权中的首要问题，是人所享有的延续生命应具备的生活条件有关的权利。生存权是发展权实现的基础和条件，而发展权又是生存权的延续和发展，因此二者在现实中应是统一的。随着社会发展，城市社会取得巨大成就、工业快速发展，而广大农村地区发展仍显滞后，传统自然农业并未彻底改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公民差距逐步拉大，这种城乡差别已成为抑制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促进农民全面自由充分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促进农民权益保护从平等生存权向平等发展权转变是重要思路。其三是主客体的哲学关系变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分析，我们发现，单纯对客体或对主体的认识与把握都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只有从主客体相互间关系中，对主客体进行认识和把握，达到主客体的最高状态的统一，才是人类终极追求的指向，这即表现为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来理解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认为“主体现实的本质力量对外部世界的有效掌握达到什么范围和程度，外部世界就能够在这个有效的范围内和程度上成为对主体有意义的现实客体，反之外部世界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上成为对主体有意义的现实客体，就相应地表现和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对外部世界的有效掌握达到什么范围和程度。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相互适应的世界，超越了西方旧哲学的‘主客二分’的世界，它也不同于中国式的主客相融的人的天机盎然的原发世界，然而却没有窒息人的超越本性，而沦为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呼唤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并不只是在人仅仅作为生产力的模式中才能完满展示，而是反对‘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15]（P106）人作为社会主体，只有能动地用理论和实践的方式把握客体，主动地、有选择地、创造性地改造客体，在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中自觉实现人的目的，在客体的改变了的形态中确证主体的力量，同时也使主体本身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其四是市民社区的三元结构。根据米格戴尔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可以推断，个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界是通过互动而内生的，是相互转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16]这一分析方法与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即“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的分析范式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强调人们必须意识到，私人领域（个人权利域）、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的形成是通过互动内生而成的。这意味着，私人领域、公民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往往存在着较量推拉关系。私人领域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和维护能够促成有限政府，从而达致多赢格局。市民社会的社区是社会发展必然要求，而市民社区中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元结构出发，其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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