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信托:内涵阐释、比较分析与立法建构/徐卫(5)
对于诉讼信托，《日本信托法》第11条、《韩国信托法》第7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5条都明确规定其不具有合法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TrustLaws.Net提示：即“我国信托法”)借鉴了上述做法，于该法第11条明确规定，专以诉讼为目的设立的信托无效。
可见，我国立法对诉讼信托持否定态度。对此立法态度，我们认为并不可取，理由如下：(www.trustlaws.net)
第一，“诉讼信托无效”仅是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的态度，并非世界国家的普遍做法。我们注意到，信托制度较为发达的英国和美国并不禁止诉讼信托的设立。虽然有人认为“英美法并不存在诉讼信托”[3]，或认为在普通法上，“代理诉讼成为律师的专门业务，普通法禁止非律师代理他人进行诉讼。因此，以诉讼为目的设立的信托，一直被认定为无效。”[10]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无论1925年英国《信托法》还是2001年《美国统一信托法》都没有任何关于诉讼信托无效的规定。在权威性的英文信托法著作中，同样也找不到任何有关诉讼信托无效的论说。事实上，英美信托制度非常发达，信托被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英美国家一般采取鼓励信托运用和信托产品开发的政策，就像我国在合同领域奉行“鼓励合同有效”一样。在此法政策下，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诉讼信托无效，当事人设立这样的信托自然有效。因此，仅以韩国、日本等法律的规定为例，就下结论认为“将以诉讼或讨债为主要目的的信托规定为无效，是各国信托法的通例”[11]显然值得商榷。
第二，否定诉讼信托的立法理由并不充分。从《日本信托法》第11条和台湾地区《信托法》第1条的立法理由来看，禁止诉讼信托的理由主要是避免滥诉和兴诉。表面上看，承认诉讼信托将给权利人行使权利提供一种更为灵活的救济方式，因此，它将增加诉讼数量，甚至产生诉讼“剧增”的可能。但是，这种“剧增”只能是权利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正当现象，绝对不可能导致滥诉。因为，信托制度本身存在防范滥诉的内在机制:一方面，从委托人的角度来看，设立诉讼信托并非没有代价，最明显的是就是委托人要支付受托人一定的报酬。这种代价显然使委托人设立诉讼信托并非没有任何顾虑。另一方面，从受托人的角度来看，其具体实施诉讼行为并非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受托人负有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等诸多义务。其中，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的存在显然使受托人不能任意诉讼。是否应进行诉讼，受托人应考虑是否有必要，以及是否能给受益人带来最大利益，而非仅凭自己的意志任意为之。总之，前一方面可制约“诉讼信托”的任意设立，后一方面能避免受托人任意诉讼。所以，“诉讼信托”不会导致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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