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有财产的无权处分问题研究/周娟(3)
在我国婚姻法的修改讨论中有不少学者提出明确增加这一内容规定,但从新《婚姻法》看,家事代理权问题仍没在条文中出现,这不能说是一个遗憾。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对“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作出明确的解释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有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有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有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是我国有权机关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家事代理权确立为我国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为处理夫妻之间因行使代理权产生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婚姻生活中，日常需要处理的事务琐碎繁多，夫妻确有相互代理的需要。这种代理基于配偶身份而产生，不以明示为必要，与一般的民事代理不同。其次，日常家事代理主要是为婚姻共同生活的便利而设置的，有助于节省婚姻成本和社会成本。同时，赋予配偶日常家事代理权符合婚姻当事人相互信任的意思，是对夫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推定，符合当事人本人的利益。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凡涉及夫妻二人的事都须双方协商确定，势必会加大婚姻生活成本，给生活带来不便。第三，确定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有利于维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
但是，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也只是确认了家事代理权这一制度，对它的范围、具体适用等方面，在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就使这一制度的实际运用价值受到了影响。根据各国立法的规定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仅限于日常家事。这里所谓日常家事，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共同生活必要的事项,如购物、保健、衣食、娱乐、医疗、雇工、子女教育等等。关于日常家事的具体范围各国规定不同，但各国法律都用专门法条对一些家庭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作出限制性规定。这里具体包括：（一）送养、收养子女。根据我国《收养法》的规定，送养子女须由生父母共同送养。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找不到的除外。有配偶者收养子女必须夫妻共同收养。《日本民法典》也有相同的规定。如第条规定“有配偶者应与配偶共同收养未成年的养子女。”第条规定“养父母为夫妻而与未成年人终止收养时，夫妻应共同为之。”（二）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价值较大的动产及不动产之处置。因为这种处置行为本身就是对家庭生活重大事项的决定，因此有的虽为家庭日常生活所必需，但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经夫妻双方协商，取得意见一致，才可以作出。比如——我国1994年出台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也作出类似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三）对家庭生活有很大影响，与家庭生活状况不相适应，明显过分的购买、消费行为。比如《法国民法典》规定，视家庭生活状况，视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连带责任。同时还规定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责任，但如此种购买与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一方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他方虽可限制,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然,明知夫妻一方越权代理仍然与之为法律行为的恶意第三人,不得主张代理权的存在。总之,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既要保护夫妻日常生活的便利,又要限制一方滥用代理权;既要保护夫妻的共有财产,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事实上,凡法律规定有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国家和地区,法律本身对日常家事代理权及其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只要第三人了解到这是在日常家务范围内的行为即足以满足需要。但因日常家务的范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前所述因人因事都会有所变化,第三人从行为的外部很难做出是否属于有权代理的正确判断。因此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为保护无过失第三人之利益,承认使用表见代理,即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善意第三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民事行为,法律强制该民事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家事代理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代理权，它同样也具有对内、对外两种效力、法律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对内可以保护夫妻个人财产和共有财产的合法权益免受对方的任意侵害；对外可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财产权益，保障市场交易的动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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