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运用/赵作明(6)
鉴于上述现状，对于劳动教养问题的综合研究，应当抓紧进行，要通过立法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二）要在轻罪人员的诉前过滤、审判和执行方式上大胆进行变革。这也是有效节省司法资源、降低治理成本，有利于犯罪人员改造，缓解被害人压力，以求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步骤。首先，要合理确定轻罪的范围，对于非暴力或轻微暴力的案件，造成轻度后果的，犯罪行为人以实际行动取得检方或被害人谅解的，一部分可以进行庭前和解，并在检方的主持下，两方或多方达成协议不进入审判阶段就结案，但犯罪信息仍应当保存。一部分进入审判阶段后，可以改为交由社区校正机制通过庭外执行。上述工作，有赖于立法上的推动。
（三）要为刑执人员的改造和刑执后的回归社会建立顺畅的机制。当前刑执人员的改造内容和效果??成本和收益，以及回归社会的程度，相关努力的成效虽说较之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其透明度和社会参与评价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相关成本投入、产出，回归人员在一定时期的复发率，等等，相关检测数据不完整，其科学性值得推敲。而上述工作，是检验刑罚治理和其他社会政策成功与否的十分关键的因素。这些需要大量细致的调研、数据积累工作，并要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四）要逐步完善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为什么国家要对刑事受害人在被告人赔偿实际不能的情况下承担救助补偿责任。目前相关的理论依据存在争议，但是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是：一个国家对于身处其中的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其受到刑事侵害，并且，其本人或家属的生活由于这种侵害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国家在侵害人赔偿实际不能的情况下，当然负有不同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救助措施。而且，这种救助往往倾向于生命被剥夺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伤害后的救助。现在，一些地方法院尝试着通过司法系统内部对被害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并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比较认可这种模式，并将其研究推广提到了一定的议程。我们认为，在这项救助制度上，应当厘清以下认识：一是肯定这种救助制度的积极意义，应当将其纳入到制度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框架下统筹考虑。那种别人有我们也要有，或者等待其他国家的做法和思路都不可取。二是这种救助制度应当划归到“国家”制度框架下，以立法来保障。不是司法系统自身能够解决的，但其试点的作用值得肯定。三是必须尽快梳理归纳救助的对象和范围，确定一个能够指向未来的“现阶段门槛”，并要科学解释与一般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同之处。四是就刑事诉讼本身而言，对于受害人的精神赔偿请求，应当在法律上保障，不能将刑法和民法的共同之处割裂开来。那种无视刑事受害人精神索赔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加剧对人身和人格权的践踏，背离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五是借助多种社会工具，实现被告人及其家属和被害人及其家属之间最大限度的“和解”，以便尽可能消除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共7页
[1] [2] [3] [4] [5] 6
[7]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