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后智钢(4)
1864年书成不久，普鲁士与丹麦发生战争，时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von Rehfues）在大沽口外扣留三艘丹麦商船，总理衙门即援引《万国公法》中的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与普鲁士交涉，反对将中国卷入普丹争端，恭亲王以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成功迫使李福斯释放扣留的丹麦船只，并使其赔款1500英镑。这一外交的成功证明“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14)故恭亲王拨银500两予以颁行，初版300本，由于“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15)赫德（Robert Hart）建议分送清政府中央各省及五口涉外人员，供对外交涉时作为办案依据，同时也作为总理衙门处理与西方外交事务的指引之书。
此后，因为总理衙门迫切想要了解条约、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外交等国际法的原则，又有更多的国际法书籍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较有影响的有汪凤藻、汪凤仪翻译、丁韪良校的T. D. Woolsey《公法便览》（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丁韪良翻译的Bluntschli《公法会通》（Das Moderne Volkerrecht der Civilisieten Staten als Rechtsbuch dargestellt，这本书是从拉迪（Lardy）的法译本转译的），W. E. Hall的《国际法研究》（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此外还有《星轺指掌》(Guide Diplomatique)、《公法千章》（A 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公法新编》（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中国古代万国公法》（International Law Ancient China）国际法名著相继问梓，“同文馆成为当时中国法学类译书中心。这些书汇集了当时通行于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准则、规则和范例，对于刚刚踏入国际政治圈子的清政府来说，这类书籍格外重要。” (16)
中国早期的外交官曾纪泽、薛福成等均援引国际法处理与各国的交涉事务，如中英喀什噶尔交涉、南洋诸岛主权争端等外交事件，均是国际法用于外交实践的成功案例，难怪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Klecskowsky）恼羞成怒地抱怨道：“那个让中国人了解我们西方国际法秘密的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 (17)同样，卫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也相信引进国际法将会使中国有可能达到西方的法律水准，从而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某些方面（如治外法权）的法律依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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