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后智钢(9)
除了《万国公法》外，中以国际法的其它著作也在韩国得到了传播，如《公法会通》一书，官方于1896年正式翻刻，其中的李庚植序中就有“各国大宪，审断公牍，援而为例，即《万国公法》、《公法便览》是已。曾有惠氏、吴氏诸人之订证，之于德国步伦氏而遂有会通之书，持论公而不偏，叙事确而有据，盖莫非保国善邻之道也”。（34）由此可知，韩国这一以中华法系为主的法律制度的国家，与中国一样也已经认识到国际法在对外交涉事务中的重要性，其法律体系也从德刑合一、维持内安为主向内外兼具方向转化。韩国的外交官们并在与西方及日本的外交活动中使用国际法折冲交涉，其中不乏朝英巨文岛事件交涉等成功案例。
韩国法律体系的最终脱中入西与西学思想的持续输入密不可分，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朝鲜仍在继续从中国引进汉译西书，但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日本。1875年，日本挑起“云扬号”事件。次年，日本强迫朝鲜闵氏政权签订了《江华岛条约》这一朝鲜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朝鲜被迫向日本开放釜山、仁川、元山三个港口，并且承认治外法权和无关税贸易。这标志着其法律制度已经丧失独立自主性，滑向了殖民地化。此后数年，朝鲜先后与美英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被纳入了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了。为了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朝鲜政府向日本派出了“朝士考察团”，“在日本视察了政府机关、各种产业结构以及造币等工厂。在70多天中，直接看到的新文明。他们回国以后，分别提交了复命书，促进了开化政策的推行。（35）这些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开化派”的人士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政变，虽然前后不过掌权三天，但其颁布的政纲14条还是值得注意的，其中的主要内容有：清算与清朝的从属关系、废除门阀和确立人民平等之权、处置贪官污吏、实行警察制度等。（36）从这些政策可以明显看到近代西方原则的影子，特别是废除门阀和确立人民平等之权、实行警察制度更标志朝鲜部分人士已经开始筹划构建近代法律制度。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以此为契机更深介入朝鲜内政，朴泳孝、徐光范等人回国参与政权，继续开化派的部分政治主张，实行乙未改革，重点对司法制度、地方制度和军事制度进行改革，使朝鲜朝近代化政治、司法体制迈向了决定性一步，而其政治、司法体系的日本化色彩更加强烈。
1897年10月12日，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899年颁布《大韩国国体》，特别强调皇帝的统治权，规定了皇帝掌握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部权力。通过这次改革，韩国最终走向了日本殖民地的道路，韩国成为了日本的保护国，其法律体系也转向全盘日化，只有承认、支持日本在韩国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才能得到法律保护，而其余朝鲜人则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由此可见，韩国法律制度的脱中入西是在外力的威逼利诱下完成的，是以丧失主权为代价的，而不是韩国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近代韩国法律体系与中国一样带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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