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还是死去？----关于安乐死的思考/郭英儒(2)
无论怎么说，无论得出对与错的结论，不能立法规范就是最大的失败。来自国家的意志，最根本的反映人类的本性。法学界的不自信，让国家不敢轻举妄动，眼睁睁看着那些病人处在痛苦中煎熬，如同被巨蟒慢慢吞噬，毫无希望，却也要坚守原则，看着他恐惧，看着他死亡。同样是死的问题，安乐死与死刑同样难办，同样迟疑，却不同样的原则。安乐死是要死死不了，而死刑却是不想死非要你死。国家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法律徘徊，可以看出对人命的珍惜，也同样看得到对法律的不信任。如果法律是可以信赖，真实可靠，合理有效的，那么这两个问题的表现都应该与现状相反。死刑应废，安乐死当行。凭什么不能由国家来帮病人结束生命，却可以去杀罪犯，对生命的珍视难道不应该平等吗？凭什么安乐死怕有人利用，进而故意杀人，而死刑就不怕冤假错案，难道医生都是糊涂虫，法官就个个是聪明一休？凭什么帮一个病的以后都只能靠输液和透析活着病人结束痛苦是社会的损失，杀一个健康的可以做任何事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犯人就是胜利呢？又是凭什么杀一个罪犯可以操作，让一个病人安乐死就不具有操作性呢？单纯的技术角度来看，罪犯的该死与病人的该死比较，安乐死应该更好操作。到底罪犯犯了多大的罪应该死，众说纷纭，标准不定，犯这样的罪该死，那犯那样的罪就不该死？病人则不同，病到不可救药，病到当前医术无法解决，图留痛苦，且病人自愿，这就可以死，医疗的发展程度及局限性就是病人当死的技术决定因素。于情于理于道德于伦理于利益于应然于规律都应当有死刑的废除，安乐死的存在。
一次次的听到那些可怜的病人因为不能选择死亡而倍受煎熬的消息，消息的背后是正常人所不能理解不能体会的折磨。当我们被这些类似的消息和呼吁所惊醒到麻木，那无疑是我们亲手酿造悲剧的再悲剧。等待安乐死的病人希望听到我们的呼声，即使不能解决他们的痛苦，也可以缓解，因为至少还有希望。我们的法律很多时候都愿意固守陈规，守住的据说是符合国情的，另一方面我们还愿意借鉴，借鉴的据说也是符合国情。可国情是不是更应该包含民情，如果民意如此，悲剧必然停止。不应该等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先去实验了我们再去照搬照抄，也不应该守着祖宗礼法迟疑不前。我们既然要走自己的路，就应该站出来先吃了自己眼前的这盘螃蟹。吃螃蟹，或许容易被它的坚硬外壳割伤，但只要我们小心防范，我们将得到美味和营养。
安乐死完全可以操作起来，首先我们可以迈出立法的一步，从当前情况下医学达到的水平来衡量，明文规定哪些疾病到什么阶段可以适用安乐死法律，然后严格规定有资格确定安乐死的医疗机构和医师，并根据医学发展和地区发展状况，逐步完善此类规定。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在疾病不影响人正常思维的病人中，允许安乐死。但必须由病人自己提出，并有书面申请和视听资料，见证人为了慎重和保险起见，可以规定多于两人，鉴定医师数量也应该有多于两人的要求，还可以由公证机构介入程序监督，最后要有病人家属意见。程序严格复杂，参与人数众多，应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借刀杀人的现象。另外，修改相关法律，首先肯定是宪法，要由宪法规定公民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还比如保险法，利用安乐死骗取保费的不予理赔；刑法，利用安乐死导致因疾病不必然导致死亡或病人自己不同意安乐死的死亡，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还有民法民事诉讼法，也要规定用安乐死来规避债务的等等。同时可以规定如现在最高法的死刑核准权一样的安乐死核准，也由最高院统一批准。待到将来技术成熟，再慢慢放开对植物人等无意识患者的安乐死操作。等到医学再发展，我们就可以再修改法律，直到它没有用了为止。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只是讨论来讨论去的停留在文字上，无疑将使我们成为悲剧连续剧的导演和实施痛苦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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