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起票据纠纷案件的法律分析/祖艳丽(2)
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返还原告服务公司转帐支票7000元人民币。
判决后，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不服，向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此涂改票据金额属刑事案件，原审不应直接审理；（2）自己已严格审核该支票，又是在收到该支票的款项后再发货的，故其无过错；（3）两银行都未审查出该支票已被涂改，故不能草率认定支票已被变造，要求技术鉴定。
二审中，经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专家鉴定，认为该转帐支票上金额字迹均系消褪后书写所形成。
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饲料厂所取得的转帐支票字迹被消褪，金额大、小写均被变造，根据《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应为无效票据，持票人因此而取得的利益应予返还。持票人不能证明该票据已经过几手而取得，故造成背书不连续的责任在上诉人饲料厂。本案所涉刑事犯罪，不影响服务公司行使票据利益返还的权利。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1994年5月15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分析
虽然这是一起发生在《票据法》实施之前的案例，但在一些法律网站中，该案例仍被广泛引用：或是简单将案件发生时间修改为在票据法实施之后，直接用《票据法》来分析该案 ；或是虽然不改变时间，但在“责任编辑按”中说明“用《票据法》的规定分析本案，也能得出同样结论” 。而这两种作法给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就是认为法院的判决正确，即该票据为无效票据，原告服务公司多支付的7000元应由被告饲料厂返还，原告在原支票上开具的382.20元应由原告承付。但本文作者认为，以现在的法律规定和理论来看，上述结论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混淆了票据记载事项的变造和更改，没有弄清票据背书不连续、票据付款之后的法律后果，以及票据关系和票据基础关系的区别。因此，对于该案例，仍然有重新分析的必要。
（一）该转帐支票是否因金额的变更而无效
在前述法院判决中，一审法院认为该支票“被变造为7382.20元，故应认定该转帐支票因被更改金额而无效”，二审法院则认为“饲料厂所取得的转帐支票字迹被消褪，金额大、小写均被变造，应为无效票据。”似乎法院并没有区分票据记载事项的更改和变造，而是认为票据金额无论是被更改，还是被变造，均导致该票据的无效。那么《票据法》对此又是如何规定的呢？《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第十四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由此可见，票据记载事项的更改和变造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记载事项的更改，可分为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的更改和其他记载事项的更改。对于前者不得更改，更改将导致票据无效。而对于后者，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也就是说后者的符合法律规定形式的更改不影响票据的效力。记载事项的变造，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可分为签章的变造 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变造。而无论何种变造，都不因此而导致票据无效。“票据在变造之前和变造之后都有效。这时的问题是当事人之间的责任问题。” 因此对于本案所涉及的支票金额，认定其性质属于被更改还是被变造，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若是被更改，则该支票无效；若是被变造，则不影响该支票效力，仅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责任问题。那么，该案中支票金额的变更到底属于更改还是变造呢？“票据的更改是指有更改权限的人更改票据上记载事项的行为”，“没有合法权限的人在已有效成立的票据上变更票据上签名以外的记载内容的行为，为票据的变造。” 可见区分票据更改还是变造的关键在于变更票据记载事项的人是否有权进行该项变更。在本案中，很明显，变更支票金额的人并非是原记载人，没有变更权限。所以该变更支票金额的行为当属票据变造行为无疑。而且二审中，经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专家鉴定，认为该转帐支票上金额字迹均系消褪后书写所形成，也非常符合票据变造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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