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闫海(2)
二、经济自由的意义和相对性
"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5] （P11 ）弗里德曼的论述揭示经济自由具有目的和手段双重价值。就目的价值而言，"私人财产是个人自由以其最初级的形式对个人自由的体现，而市场自由则是个人基本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6] （P88-89 ）首先，经济自由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的重要的激励机制，正是信赖投入成本而产生的收益的可以安全取得和享用，劳动、节俭和积累才能持续地发生，而不是尽最大可能"吃掉和用掉"。其次，经济自由将中世纪的农奴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并造就成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使资本雇佣劳动成为可能。最后，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机制，人的独立主体和相互的平等属性成为必要，自由意志对财产、劳动的处分也借助契约的形式得以实现。就手段价值而言，哈耶克已经明确地指出，对于经济自由的剥夺是通往奴役之路。 [7] （P91 ）
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界限的最外层就是客观条件的约束，正如，爱尔维修所说，"所谓自由人，就是指不戴手铐脚镣、也不受监狱关押，也不会因为害怕惩罚而象奴隶一样只限于在某一个地域之内活动的人……不能象鹰隼那样飞翔、象鲸鱼那样遨游，这并不是不自由。" [ 8]（ P173） 但是，自由的最重要约束，不是上述的自然限制，而是社会限制，即人作为社会动物而必须忍受的社会控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从自给自主的小农经济进入以市场为纽带、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人与人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自由被附加的社会控制也越来越强。因此，1989 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 条所诏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财产权，在1919 德国《魏玛宪法》第153 条第3 款被表述为，"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20 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宪法已经普遍地接受财产权的这种社会化的变化。此外，与具有静态特征的财产权相比，经济活动自由具有动态性导致其外部影响性更大，受到限制也自然就更多，例如，经营自由中对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必须在法律设定的个人、合伙、公司或信托范围内，在特殊领域，则限制更为严格；竞争自由则必须遵循善良风俗等基本规则；交易自由中特殊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条件必须在规范约束下；自治自由的规章制定、奖惩行使都要受到外界监督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对权利的限制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利相互之间的限制（内部限制），即一个权利对另一个权利的限制，一个人的权利对另一个人权利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实现秩序、福利及良俗美德所需的对权利的限制（外部限制）。" [9] （P210 ）笔者主张，权利是分析的唯一逻辑起点，权利的限制只能来自于他权利，而裁量冲突双方的优越性以及优越程度，应以道德和法律的公平观念为标准。经济自由是一项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自然优越于其他次生权利，所以，经济自由限制的合理性只能来自经济自由或其他基本权利，而不是简单诉诸"公共福利"或"社会利益"等比较宽泛的概念。此外，应补充说明的是，限制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并不应狭隘的指向他人，即使同一主体上也可能产生权利的冲突和协调，例如，现代社会公民的消费清单上除了私人产品外，还需要国防、司法和灯塔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因此公民基于维护自己生存的需要，必须允许国家以征税的方式合法的"侵犯"自己的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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