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闫海(3)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法
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障经济自由。尊重经济自由要求国家与市场保持距离，市场运转协调的地方不应有国家的影子，一旦出现运转失灵，建立在自治自由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也是优先手段，而国家干预居于末席，这也是所谓辅助性原则的要求。尊重经济自由仅仅是国家的一项消极义务，国家的积极作为才是市场经济中经济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场所，也是权利冲突的地方，不同主体的经济自由在市场上发生碰撞，划分彼此合理的界限成为必要。伦理道德、内部自律固然可以成为权利界限划分的依据，但是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是其实施的软肋。那么，超然于市场、社会之外兼具合法暴力的国家就成为经济自由冲突的比较理想的裁断者。市场经济初期，经济自由对于国家的要求是较小的，国家按照公平正义的观念和市场规律制定法律规范——主要为民商法——界定财产权范围，经济活动的基本要件以及风险和责任的承担，如果权利冲突现实的发生，且无法以和解、调解乃至仲裁等私人方式解决，那么，国家提供法庭依据前述法律规范为准绳予以裁判，并以强制力为执行的保障，最终协调经济自由之间的冲突，总之，国家仍然为"守夜人"的角色。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化，交易复杂化，空间的扩大化，经济自由的保护需要国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市场运行。此外，保护一方的经济自由，也意味对另一方经济自由的限制。此外，经济法对经济自由的限制还可能由于其他人权要求，例如，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以履行生存权、发展权过程中也会限制一定的经济自由，又如，国家执行保护、履行人权的物质基础就是通过限制公民财产权而获得的国库收入。
人权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与私法上的物权、合同自由等应当在法理上予以明确区分。前者私人个体对国家的抵抗或要求，后者是私人个体之间处理冲突的依据，虽然现代人权理论认为，保护人权作为整个法律体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私法上所谓一般条款可以成为人权与私权贯通的桥梁或纽带，但是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合同法》、《物权法》等民事法律规范对于经济自由保护发挥的仅是间接作用。经济法才是经济自由的保护神，因为经济法是直接规范国家干预市场行为的部门法，国家对经济自由的尊重、保障或者限制都应当受到经济法的约束，经济法也应当秉持保护经济自由的精神，确定国家干预市场的方式、程序和界限。
四、例证：反垄断法与竞争自由权
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重要分支之一，也一向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宪章和经济民主的基石，我国《反垄断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阶段，反垄断法理论研究也是如火如荼，有的学者提出，市场主体拥有自由竞争权，即竞争者制止垄断行为侵害其商业利益的权利，也可以说是竞争者对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所能够合理预期的商业利益的维护权。 [10] 这种权利分析范式符合法学研究规律，但是这种新型权利判断必须有充分的论证，否则权利通货膨胀无助于对实践的理论指引。笔者认为，竞争自由权是从经济自由这项基本权利合理推定得出，而不是所谓反垄断法所创设的，反垄断法的意义是明确国家尊重、保障竞争自由权的法律义务以及实施手段。以上分析，具有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是包括自由选择竞争对手、竞争领域、竞争策略，并自我承担竞争后果的竞争自由。在市场经济早期，竞争自由的核心内容是市场主体对国家干涉行为的抵抗，即将经济特权从市场活动中驱赶出去，这也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夜警国家"观念。但是，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垄断产生，垄断的存在又反过来限制了竞争自由，形成对自由竞争的扼杀。例如，两个以上的市场主体之间，或者以合同的方式形成联盟，或者通过联合、兼并的方式结为一体，这本身是该市场主体运用经营自由和交易自由的行为，但是就相对竞争对手而言，他们的竞争自由却因此受到不合理的限缩。又如一些具有支配地位或交易优势的市场主体进行超高定价、交易歧视、价格倾销、捆绑销售及拒绝交易滥用经济自由行为，市场弱者的竞争自由名存实亡。传统的民商事立法和司法不能有效治理这种危害经济自由的现象，甚至成为背书者。因此，为矫正这些弊端，应创建"规制国家"，通过反垄断法的授权，建立预防、监控和处理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规制限制竞争和垄断，保障经济自由的公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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