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许可执行之诉/黄奕新(6)
4.执行程序中新生请求权的诉讼。例如，执行担保关系中，担保人未履行义务的，债权人得另行起诉。又如，执行和解关系中，双方均可以依据民法上的和解之债另行起诉。再有，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返还不当得利或损害赔偿请求权争议，如可替代履行行为的履行费用、交付执行转化为赔偿执行、妨害执行执行造成损害的赔偿、拒不协助执行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执行中产生的其他费用(金额)的确定并返还等，都属另案实体问题，不足许可或排除本案的执行。但注意，这些争议，法律往往规定得由执行法院直接裁定或决定后，在本案中对有关第三人一并执行，故实务上极易与本诉相混淆。
5.代位权、撤销权之诉。二者都会涉及到第三人。如果债权人胜诉，也将可能使第三人受到执行。就其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而言，与许可之诉类似。但二者均非针对原判决的争议，而是为保全债权而另行提起的诉讼。实务上经常将本应另行提起代位权、撤销权之诉的情形，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6.侵害债权之诉。现代侵权行为法有侵害债权的理论。我国部门法已有所体现。例如，我国公司法、企业破产法规定，公司清算组成员，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机构以及破产管理人在一定条件下应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当侵害债权之债与本案之债竞合时，表象上也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得对侵害债权的第三人为执行，本案债权得相应扣减，故实务中经常将其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三)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标的
许可之诉之所以应由强制执行法特设，根源于其标的之特殊性。分歧的焦点在于，引发争议的这些实体法律关系本身，是否为许可之诉的标的，许可之诉的判决对其是否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事后能否就此另行起诉。学者的论说，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归纳为两派，一是主张诉讼标的仅为是否许可执行的“许可权”，对实体关系没有既判力。姑且称之为“程序说”。二是认为诉讼标的应为实体关系，许可执行是其当然效果。姑且称之为“实体说”。多数学者及实务上采前者。我国将来的立法，该如何定性？笔者认为，二者都存在理论或实务上的缺憾。“程序说”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因为，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对异议理由即实体关系仍可另行起诉，难以避免讼源、讼累，也容易造成前后判决的矛盾。而“实体说”存在理论上致命的弱点。因为它无法解释据此得到的判决，何以具备许可执行的效力。而且，如果仅仅是对实体关系加以确认，提起普通诉讼足矣，何以解释其为强制执行法上的特别诉讼类型？因此，应当以程序说为基础，兼采实体说的合理因素，构建我国许可之诉标的理论。首先，根据创设许可之诉的宗旨，应先把许可之诉的标的确定为“许可权”。这是许可之诉作为特别诉讼的“质的规定性”。离开这点，将根本上否定许可之诉的必要性。其次，要充分考虑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当事人讼累，将实体关系尽可能地纳入既判力的范围。客观上说，判断是否许可执行，必然要将实体关系作为先决问题，只要这一问题经过充分审理，有关当事人得到充分的攻击或防御的机会，诉讼法院已经对这一问题经过审慎判断，应当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其既判力。在技术上，处理的方法可以有：一是原告在起诉时，可以明确将实体关系作为诉讼请求的一部分。此时，成立诉的“客观合并”，法院不仅要在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中对该实体关系加以判断，也必须在判决主文中予以宣告。二是如果原告没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为了避免原告败诉后另行起诉，也可以反诉该实体关系。三是原被告双方均未诉请的，法院虽不得在主文中予以宣告，但根据“争点效”理论，只要该实体关系经过充分审理并在判决理由中予以判断，当事人另行起诉的，后诉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前诉的认定。当然，无论何种情形，许可之诉对实体关系的认定或判决，只有在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或经合法传唤的情形下，对其才有既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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