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各国社会法理论之发展趋势——兼论中国的社会法思潮/茂德龙(4)
台湾学者蔡茂寅教授则秉承日本学者沼田稻次郎的学说，主张从市民法修正的角度来认识社会法。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高度化，近代市民法的理念乃逐渐丧失其伦理性与社会妥当性基础，因之，法秩序之全面修正就成了燃眉之急。而为了校正此种与社会脱节的市民法原理，一种正视社会现实，以活生生的具体人类为规范对象的全新的法思维于焉形成。基于此种思维与具体立法以及法理论则被称为社会法。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从近代法到现代法，从市民法到社会法的一大原理转换。”[ ]同时，蔡茂寅教授也注意到市民法原理在社会法各个领域所受到的修正并不相同。例如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领域均是以生存权保障为其主要指导原理，但在环境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之领域，生存权的指导性则不明显。然而，无论如何，战后社会法的思想基础及其实定法根据，最主要的仍是生存权保障原理。[ ]
与此同时，蔡茂寅教授还主张不要过分执着于社会法基本原理的研究，而应当将学界的主要精力致力于具体社会法制度的探讨上来。蔡茂寅教授分析了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学者少有关注社会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的原因，他认为：“第一，日本的社会法研究早已脱离初期兼容并蓄、浅尝辄止的粗糙阶段，学者通常只在单一的社会法领域进行研究，显现分工精细的高度化现象，因之即无必要对上位阶的社会法概念多做演绎。第二，社会法作为一个‘说明概念’固然有其学问上的意义，并且有助于‘思考经济’，但是其转化为‘工具概念’的疑虑则以祛除，有鉴于此，学者对此一概念的进一步探讨自然多有踌躇。申言之，社会法的工具概念化，可能出自其‘给付行政’的性格，演绎出无需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结论，助长行政的恣意、独断，反而有害国民在此一领域的‘权利化’地位之进行，弊端兹深，因此难获认同。第三，社会法概念的确立，在实践意义上也受到怀疑。这是因为如同后述，社会法的概念在日本极为广泛，同属社会法之各领域（例如社会保障法与教育法）相互之间，性质上往往大不相同，因此，即令确立作为上位阶概念的社会法之内涵与外延，亦难据此主张制定整合此一领域之共同原理的‘社会基本法’之必要性，从而其实用性受到怀疑所致。”[ ]应当说，蔡茂寅教授的上述分析颇值得我们大陆经济法学界和社会法学界的重视和借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社会法，尤其是社会保障法开始伴随着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从传统的社会保险完全由国家主导的局面，凸现出相当程度的社会参与性与协商性。[ ]换句话说，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法正在经历着由国家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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