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各国社会法理论之发展趋势——兼论中国的社会法思潮/茂德龙(5)
四、中国大陆地区之社会法观点
我国大陆地区学者对社会法之认识，不出以上西方诸国以及台湾地区之理论概括。惟大陆学者对社会法之研究不能不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并且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与近年来社会法的理解也颇有殊异，兹分别述之：
（一）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社会法研究概况。在我国大陆地区，对社会法关注较早的当数李景禧先生，早在1936年，他就撰文指出：“社会法是近代历史上产生的一个历史概念，……它是一团法规，变动无常，范围不定，因此，要说明其内容，就困难了。” [ ]黄右昌先生则在1931年著文指出：“旧分类中，最不宜存在者，即公法、私法之区别也。……社会法包括经济法与劳动法，……此项分类，乃为动摇公法、私法的界限的一大关键。……十八世纪以来，国家法律制度，均以极端个人主义为中心，……于是社会上发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之极端现象，……故自俄国大革命之后，欧美诸国以及日本各法律家，改变态度，将倾向于国家主义者，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依据社会政策以立法，以冀调和劳资阶级之斗争。……于是法律上，对于无论何人，皆有保障其生活之义务，故以经济法与劳动法，为社会法之内包。”[ ]陈任生先生则在其撰写的《从个人法到社会法——法律哲学的新动向》一文中，将社会法视为社会学法学派或者是法律社会学思潮。他指出：“十九世纪以前的法律思潮，是建筑于个人主义的原则上面，十九世纪以后的法律思潮，则站在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上。在前者方面，有十八和十九世纪间的自然法学派，在后者方面，就是本篇所欲论述的社会法学派。”[ ]在民国时期，社会法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数吴传颐先生。吴传颐先生在其发表的《社会法与社会法学》一文中对新兴的社会法学做了颇为深刻的研究，他指出：“通常认为社会法不过是保护经济弱者福祉的法，并不够理解社会法发达的真相。毋宁说社会法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法律思想的推移，所构成新的人间概念之法。换句话说，社会法观念之特征，正是近代社会和法律思想的反动。……社会法思想有四种意味：第一，剥去平等化、抽象化的人格者概念的表皮，从每个人社会地位之差别性：权势者或者无力者，而予以适当估量。……第二，基于个别的社会权势者和无力者地位的不同，进一步考虑怎样保护后者抑制前者。……第三，社会法的思维，设想每个人为社会成员之一，好像螺丝钉之为机械的构成分子一样。所以纵然是私的关系，也得作为社会关系之一来把握。这样，私的关系，在私人之外，不能不由社会的大存在者出来监视和干涉了。第四，社会法的形式和现实，不能如现存制定法的形式和现实，发生南辕北辙的现象。必须在新的平面或立体上开始调和和适应的工作了。”[ ]吴传颐先生除了对社会法的概念和特征做了深刻的阐述之外，还对社会法的本质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镂析，他认为：“社会法还在形成中，它本质的特征，一时还难详述。目前在形式的构造上，可得而言者约有四种：第一，社会法在法域的广漠上，几乎颠倒了从来公法、私法的顺位。……第二，社会法领域中，不再有公法、私法的对立，只有两种法域的渗透。……第三，社会法在概念上，已步入清算以前私法繁琐的技术，抽象的公式的阶段，坚实的立足于社会现实或经济政策之上。目前所谓社会立法已呈示了这种端倪。第四，社会法在内容上开始对私权附以社会的义务。这点意义上，社会法和中世纪的封建法颇相近似，都以义务为权利实质的基础，权利的授予只是使权利人负终局义务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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