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吴丹红(12)
证据法来自英美法系，英美证据法学在百余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回顾民国时期翻译的大量证据法文献和学术研究的展开，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研究证据法学，离不开对英美证据法的深入了解。当前我国对于英美证据法学著作的翻译，仍不尽如人意。教材方面，华尔兹的《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1993，2004）、《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2004）是为数不多的代表。一些流行于英美国家的证据法教材，如《克劳思论证据》（Cross on Evidence）、《穆非论证据》（Murphy on Evidence）、《菲利普森论证据》（Phipson on Evidence）、泰勒的《证据法原理》（Principles of Evidence）、凯恩的《现代证据法》（The Mordern Law of Evidence）都已一版再版，但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甚至没有进入很多学者的视野。非教材类的专著，除了达马斯卡的《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2004），更是难觅踪影。这与其他法学学科大量译介外文研究资料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专著的学术产出方面，虽然这个时期有了部分证据法专题性质的研究，但除了一些博士论文外，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诉讼法学文库”中的一部分书目。
几乎都是集体的合作或者个人论文的汇集，或者是应用性指导为主的编著［16］［17］，没有人系统地尝试写一本系统的证据法学的理论专著，也没有人对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进行实证的研究。不幸被易延友君言中的是，我国证据法学确实存在虚假的“学术繁荣”。对于某些问题的研究，只是停留在介绍层面，甚至还没有超越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因此在总体上说，证据法学的研究虽然似成“显学”，但是终究不能象刑法或者民法一样具有大气。
四、结论：面向未来的证据法学研究
从1905年开始，确切地说是从1930年开始，我国证据法学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正如本文所说，它在1950年以后近50年的时间里，一直纠缠于证据学的研究中，直到最近才有所区分。如果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只有确立了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并形成一个比较专业的研究群体，才能获得学科独立发展的更大空间。
（一）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
目前，很多证据法学研究者对于证据法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尚存在偏差。目前通行的教材中，对于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证据法学是“专门研究如何运用证据和有关法律规范的学科。”［18］（P. 1）具体包括证据制度、证据法原理、证据规则、证据概念、证据种类和分类、证明、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据的审查判断、推定、司法认知等等。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证据法学是“以证据制度的立法和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包括证据制度论、证据论和证明论三个部分［19］（P. 2）。这两种观点虽然已经把很多属于证据学研究的内容排除在外，但都把诉讼中运用证据的经验也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扩大了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如果不对研究对象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它可能会依附于其他部门法学，其独立发展将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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