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刑事政策的历史与未来/秦德良(7)
“重重”强调了刑罚的报应功能，同时也没有忽视刑罚的个别预防与特殊预防作用，对严重的犯罪在立法、司法、行刑上从重、从严，不违背刑事法基本原则，同时，“重重”仅仅是适用刑事法的法律行为，与政治性的“严打”有本质区别。
在宪法性刑事诉讼视野下，接受“迅速公正审判”是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和诉讼权利。传统“严打”下的“从快”往往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协同作业，甚至合署办公，迅速将嫌疑人、被告人加工成罪犯，因此，过于强调行政治罪的效率而忽视了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辩护权、会见权、证据保全请求权、不服申诉权等防御性诉讼权利，同时也忽视了检察权、审判权的独立性以及对侦查权的制约作用。“迅速公正审判”是指在实行“重重”的同时，必须在保证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防御权，确保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在法定诉讼期间内迅速审判，防止未决羁押案件久拖不决，增加嫌疑人、被告人不必要的痛苦。
“重重”与“迅速公正审判”的“严打”刑事政策区别于我国长期来实施的政治性、行政性、军事性与阶级专政性的“严打”刑事政策，体现了“保护法益，保障人权”“双保”机能的刑事司法理念，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合理选择。新的“严打”刑事政策将导致我国刑事政策体系的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总战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基础性的刑事政策，新的“严打”刑事政策是普通的司法对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将重在预防而不是重在“严打”，传统“严打”刑事政策不再是最主要的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1] 张穹．“严打”政策的理论与实务[Z]．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1
[2] 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步[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347-348
[3] 彭真文选（1941-1990）[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407
[4] 张模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Z]．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38
[5]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34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2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
[8] 彭真文选（1941-1990）[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407
[9] 彭真文选（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09
[10] 彭真文选（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09
总共8页
[1] [2] [3] [4] [5] [6] 7
[8]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