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李长健(3)
2 监管模式比较——三元主体下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分析
2.1 主导型监管模式：政府监管成本收益的“弱相关、不规则相关”
新农村建设中，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到农民利益的保护，关系到绿色生态农业的建设，关系到弱质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以及食品安全源的控制。所以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这一（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为政府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由私权利主体在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供给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也必将造成社会监管成本的增加。
由于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可能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产权难以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农业生产资料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和不规则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农民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致使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需求，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第三，政府监管的成本巨大，导致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有效监管。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政府监管的组织成本。甚至，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并且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农民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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