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回归/李长健(5)
对于食品消费者来说，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食品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成本高昂；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所以在举证方面比较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证明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三、理性回归——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
（一）社会性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它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社会中间层监管为主体，以市场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持续性化的一种监管模式。
社会性监管模式是对原有的社会监管资源的有机整合，而不是三者的简单相加组合，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第一，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是三元社会主体合理互动的结果，国家在进行食品安全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公众对立法的积极参与，食品安全信息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顺畅流动，增加了国家食品安全立法的科学性；由于国家立法的科学性，社会中间层主体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增加社会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食品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社会性监管模式在国家、社会中间层、消费者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食品安全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食品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三，降低食品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三元主体共同参与对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首先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再者，三元主体的供给，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5]三元监管主体的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三元监管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增加了社会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创新高效的监管提高了社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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