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吓死人的制度性反思/周永坤(2)
因为城管对公民权利构成严重的侵犯，而在现制下又没有合适的救济途径，因此可以说，城管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自然状态”意义，它导致民众的反感甚至反抗是自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上面的博文中说，崔英杰案其实是一个“悲剧”，一个制度性的悲剧。社会应当反思，在这一事件中，社会应当有什么责任，不要老是将犯罪分子魔鬼化。一个过分依仗暴力而较少规范的组织，它在民众中必然产生恐惧，恐惧可能带来过度反应：崔英杰是其代表；恐惧可能带来心理上的重压而产生不测，那个我至今不知姓名的45岁的女性是代表。我相信在这一悲剧中，城管队员是无辜的，我估计（仅仅是估计）死者可能有某种没有察知的疾病，由于过度惊吓导致急性发病猝死；或者可能由于过度惊吓倒地，继而导致脑损伤而不幸身亡。
城管队员与公民的对立状态与情绪不是个别城市的现象，它带有普遍性。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缺乏反思能力，我们只知强化它，这表现在各地城管装备的“现代化”上，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城管要带枪。我奉劝不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一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如何，或者如何对它加以法律规制，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不是进一步使它暴力化。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暴力只能由警察行使，而警察在法院的监视之下。
昨天，我看到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竟然这样落幕：他们将凶手赵承熙也列为悼念对象。表面上这一做法是如此的不合逻辑，其实，这正是进步社会的逻辑。一个健康的社会正是建立在社会的反思之上的，正是这一反思是社会合理化的动力。美国人从“杀人魔鬼”身上尚且能反思他们自己对于移民的行为，我们难道不应当从城管接二连三的制度性悲剧中反思点什么吗？
来源于“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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