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黑哨”/张钧(3)
再次，看裁判执法比赛行为的性质。执法中国足球联赛的裁判大多是业余身份，由中国足协组织，参与联赛的场上执法工作，并领取一定的执裁补贴。如果我们非要把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份往裁判身上套，就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在于他的工作是履行公务，而足球裁判活动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国家公务活动，不能视为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活动，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我国《刑法》对受贿罪主体的要求，要么应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要么应是“国家公务员”。在对前者的认定上，我们认为，中国足协既不是公司，也不是企业，当然足球裁判员就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在对后者的认定上，我们认为，即使将中国足协视为受民政部委托履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性协会，但由于裁判的执裁活动不是国家公务，所以作为被足协所任命、指定或委派的，在各项赛事执裁的裁判也绝非国家公务员。由此，我们认为，虽然从立法精神上来看，足球裁判受贿、巨额受贿无疑是犯罪行为，但根据当前刑法，“黑哨”的行为因其不具有法定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而不构成犯罪，把裁判收钱看作是受贿行为还很难。
2、“黑哨”行为的违法性。
虽然我们认为“黑哨”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钻法律的空子，就能逍遥法外。惩办“黑哨”的依据，我们不必非要在刑法中找。其实，如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就可以很容易判定“黑哨”行为的违法性并对其做出相应的处罚。
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这里的“经营者”按照该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这里，我们不从中国足协的性质入手，而从各俱乐部的性质入手进行分析。很显然，俱乐部是从事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有董事长、董事会等公司性质的运作标志，其主体当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经营者”之范畴，因而可以由该法对其进行规制无疑。各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那么俱乐部不是采取合法的正当方式，而是使黑钱贿赂裁判吹黑哨以赢得比赛的行为，显然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上述规定。相应地，裁判暗中收受黑钱的行为，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应“以受贿论处”，并且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而裁判的身份与其执法比赛活动的性质均再所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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