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姚俊(9)
从上文财产权社会责任的阐述中我们知道，耶林的所有权义务论和狄冀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理论打破了近代以来将财产权视为个人自由的基础和限制政府权力手段的神话，使人们认识到财产权不过是与其他权力无甚区别的法律权利，并非公民自治的渊源和对国家权利的限制。行政补偿制度是针对行政征收征用而产生发展的，反过来也肯定了行政征收征用存在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行政补偿制度保障了公民个人的财产权。
虽然公共利益的需要赋予了政府强制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权力，但是这种基本权利可限制性的目的，并非因为国家可以在法律上，有概括的优于人民的优越地位，而是以宪法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前提。[29]财产权的产生先于财产权的限制，公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财产权才让度一部分权利给国家，由国家这一整体来保障社会安宁、稳定，使得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完善，身心得到发展。
从法治主义的要求出发，当国家要求某一公民出让某项合法权益而使他人（或全社会）受益时，应当以受益人分出既有部分的合法权益给利益出让人为前提，即政府必须对财产的任何征收给予公平的补偿，使得实际享受该利益的全体国民来承担为此而支付的损失。唯有如此，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和维护，法律维系下的利益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真正得到彰显。[30]翁岳生认为：“国家为追求公共利益而限制人民自由权利时，不能超越必要的限度，尤其人性尊严已成为‘ 宪法’之基本理念，行政于实现国家目的时，更须予以尊重。”[31]从洛克的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限制财产权的限制。如果别人可以不征得我的同意有权随意处置我的所有物，我对于这些东西就确实并不享有财产权。如果以为任何国家的最高权力或立法权能够为所欲为，任意处分人民的产业或随意取走任何部分，这是错误的想法。如果支配那些臣民的人有权向任何私人取走其财产中他所属意的部分，并随意加以使用和处置，那么纵使有良好和公正的法律来规定他和一般臣民之间的产权范围，一个人的财产权还是没有保障的。未经臣民的同意，绝不能有权取走臣民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否则就会使他们在事实上根本并不享有财产权了。[32]
“无补偿即无征用”已经成为国家限制财产权制度的重要立法和执法理念。借口公共利益无偿剥夺私人利益是有悖于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的。因此，在行政征收征用时，给予合理公正的补偿，即保障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又维护和尊重了公民的财产权，平衡了财产权限制和保障的矛盾与冲突，使二者畅通运行而不有失偏颇。行政补偿制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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