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冯春明

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冯春明
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

冯春明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由于书面陈述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其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

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
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程度不同地对以侦查人员为主体制作的“笔录”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提出质疑。询问、讯问笔录被认为“其所证明的并不是案件事实，而是某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作过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有学者甚至认为：“询问笔录不能直接证明某证人看到了什么，只能证明该证人曾经说过他看到了什么；讯问笔录也不能直接证明某被告人干了什么，只能证明他曾经说过他干了什么。在证明具体案件事实的问题上，笔录应该属于传闻证据。”诚然，笔录是否属于传闻证据有待商榷，但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如侦查人员在制作询问、讯问笔录过程中，被询问的被害人、证人和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很容易处在单纯回答问题的被动地位，这种一问一答式的笔录，不一定就是陈述人的自主行为，笔录的制作及其内容，也难以或者不完全以陈述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有陈述人在笔录上的签字认可，但也不排除笔录内容违背或有所违背陈述人意愿的可能性。庭审过程中，一旦证人翻证或被告人翻供，如果其他证据欠缺，法庭就只得以传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形式进行补救，以证明该笔录的真实性。但侦查人员的证言，在当庭翻证的被害人、证人面前，或者在当庭翻供的被告人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如刘某强奸一案，被告人刘某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供述了某晚在河边使用暴力手段，将一女青年强行奸污并致伤的犯罪事实。但开庭时被告人翻供，辩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的结果，同时被害人亦翻证。由于证据发生变化，该案延期审理。二审过程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本案由于难以判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侦查人员证言的真实性，法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刘某作无罪判决。

总共3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