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冯春明(2)
诚然，询问被害人、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用以发现、查明犯罪事实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询问、讯问笔录也是公诉人指控犯罪的重要的法定证据之一。但过分依赖笔录已明显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且由于笔录不是证明主体亲笔所写，容易为诉讼过程中可能的“翻供”、“翻证”留有缝隙、埋下伏笔。庭审中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往往使司法人员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目前，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难，被告人时有翻供，证人时有翻证的现象，已严重困扰着司法实务界。有人认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固定证据，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可为固定证据和应对“翻供”、“翻证”提供技术支持，但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利用毕竟受科技设备、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近期不可能普遍应用；况且，音像资料掌握在人的手中，在制作上与笔录制作一样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其证明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另外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证据的固定问题；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出自陈述人的意愿，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除应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依法搜集、固定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外，鉴于书面陈述与笔录的制作主体不同，陈述对象、陈述方式不同，证明角度和证明形式不同，应重视书面陈述的采集和运用。实践中欲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可采用“书面陈述加笔录”即“1+1”的模式进行。这种以书面陈述为主，以询问、讯问笔录为辅的取证方式，可使言词证据更具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
书面陈述是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询问、讯问笔录则是在陈述人书写陈述后，侦查人员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或讯问的记录。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笔录则更多的体现了侦查人员查明案件实事的司法需要。
“1+1”言词证据模式，使建立在书面陈述基础之上的询问、讯问笔录与书面陈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印证。“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较“以笔录为主”的言词证据证明模式，能更好的使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客观、全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陈述人因书写能力的原因委托他人代笔，但只要其代表的是陈述人的真实愿意，其与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书面陈述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庭上，公诉人依法出示的被害人、证人的书面陈述，由于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可直面法官和所有的诉讼参入人，在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难的情况下，其在某种程度上可更接近于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法律效果；公诉人在法庭上依法出示的被告人在侦查、诉讼阶段亲笔书写的供述，也可使被告人在庭审翻供时难以自圆其说。“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的运用，无论从证据的证明能力角度还是从证据的证明力的角度来讲，它使已有的言词证据明显地得到强化，并使言词证据变的更加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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