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收费办法不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沈海龙(3)
（三）“诉讼收费办法不属于诉讼制度”与“程序法中包含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并不矛盾。《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章第八十条，即为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第二款是规定制度实施前需要做的配套工作，而后制发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则是对第二款的具体落实。《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七十八条、一百九十条、二百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一章第一百O七条第一款及一百三十八条（三）及《行政诉讼法》的附则第七十四条，也均属于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这些制度是原则性、概括性规定，是诉讼收费办法制定的准则。没有诉讼收费办法，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就无法运作；没有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诉讼收费办法的制定就失去依据和方向。两者所指对象相同，但存在级与质的区别。若将两者笼统地称为“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则是基于内容相关性的角度，而非从制度层次的角度来识别。
（四）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则行政机关制定的诉讼费用管理和分配制度属于诉讼制度也成立。首先，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规费，其收取、使用依法纳入财政管理范围，为保证财政、审计部门等部门对其有关活动实施监督， 1989年、1996年、1999年国家财政部与最高院先后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以上都是在“诉讼收费办法”施行过程中制定的“诉讼收费管理制度”，认定属于“诉讼收费制度”应当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收费制度，进而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则上述三个管理办法属于诉讼制度，在逻辑上也当然成立。其次，如果说，国务院制定诉讼收费办法是行政权约束司法权，就三个诉讼收费管理制度而言，制定主体先是最高院联合财政部，后是财政部联合最高院，行政机关依职权制定占主导地位，是否一样推论是行政权约束司法权？但奇怪的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制定诉讼收费方面的规定不被舆论认为干涉法院的司法权，似乎有权制定；而国务院制定诉讼收费
方面的规定时，却舆论哗然。这种现象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其根源就在于：认定诉讼收费办法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并不精当。
（五）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国务院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无权制定行政法规”就不成立。也以《立法法》为据，其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依据该条款，全国人大授权应当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第八条规定的事项比如诉讼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2、授权的部分事项不在禁止授权事项比如司法制度等的范围内。据此，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而诉讼制度又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授权，况且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制定法律。如此，明知全国人大常委无权授权，却声称 “国务院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故无权制定”，是对自我观点的全面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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