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缔约/崔明石(2)
1、“内容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从事积极行为以订立某种类型的契约。内容型强制缔约意味着当事人必须缔结契约，但可以自由选择相对方当事人。如出租车司机必须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契约，但与哪一家保险公司订立，出租车司机有权自由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是要约人，强制缔约的强制结果是要约人仅丧失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
2、“对象型强制缔约”是指强制主体只能与某些特定相对人订立契约。对象型强制缔约意味着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缔结契约，但一旦其决定缔结契约，就必须和某一特定相对人缔结契约。如所有人决定要出卖房屋，在同等条件下只能与承租人订立买卖契约，不得将房屋出售给其他人。此时，房屋所有人是受要约人，强制缔约的强制结果是受要约人仅丧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3、“强制承诺”是指法律对义务人附加承诺的义务。强制承诺意味着当相对人提出缔约要求时，当事人必须与其缔结契约。如当危急病患要求诊治时，在具备应有的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必须与其缔结医疗契约，为其诊治。此时，医疗机构是受要约人，强制缔约的强制结果是受要约人同时丧失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与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与狭义强制缔约观点不同的是，广义强制缔约观点认为强制缔约不仅包括强制承诺，而且强制要约也是其必然之意。强制缔约的强制结果是要约人或受要约人或同时丧失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与选择相对人的自由；或仅丧失其中的一种。因此，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强制缔约不仅包括受要约人对要约人的要约有承诺的义务的情形，而且也包括特定的主体有向他人发出要约的义务的情形”。
二、强制缔约的概念化剖析
时至今日，正义 “关注的是使一个群众的秩序或者社会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标和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 换言之，衡量任何一种法律的正义性是以促进社会进步，及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强制缔约法律制度正是为了践行契约正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保障弱者的权益而出现的。在合同的订立两个环节——要约和承诺，针对弱者议价能力失衡的事实，应对强者的缔约自由进行限制。从法理的角度来看，上文之广义说更具有合理性。同时，强制缔约义务是缔约过程中的为居于事实地位上的强者而设定的一种义务，此义务应为一项法定义务，无合理的事由，违反此项义务，应承担一定法律责任亦是必然之意。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强制缔约是指基于法律和惯例，负有义务向他人发出欲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或负有义务同意他人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的相对方，非有合理事由，不得拒绝，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界定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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