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缔约/崔明石(4)
（四）义务人缔约义务的违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只有规定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才能督促其更好地履行义务，否则将使法律强制流于形式。对受要约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缔约的行为施以法律的惩罚，有利于缔约义务人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预测，从而减少或消除受要约人不依法缔结契约的违法现象，对于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重要意义。若受要约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缔约，给要约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三、强制缔约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要准确地界定某一个概念，只单单地为此概念给出一个抽象的定义是不够的，还要将其与一些易于与之混淆的概念进行一下区分。
（一）强制缔约与格式合同的区别
在格式合同中，由于消费者不能对条款拟定方提出的条款进行任何变动，从而使其亦有某种强制色彩，诚如学者所言，普通契约条款往往成为企业者乘相对人之无知或者无经验，依其片面立法之实施，强制不当契约内容之缔结。 但强制性合同与格式合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强制性的渊源不同。强制性合同的强制力量源于法律或惯例，而标准合同是源于条款拟定方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客观优势；其次，两者在强制的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强制性合同中的强制是指在订约的过程中法律强使一方负有为相应意思表示的义务，而在标准合同中则基于缔约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使得条款拟定方的意志在订约的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和支配地位，相对方的意志无法对合同的内容产生影响。另外前者是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后者是对意思自治滥用。
（二）强制缔约与命令契约的区别
命令契约是指国家或者国家机关依据法律规定，以命令替代当事人间之合意，而产生某种法律关系。国家机关利用命令契约的目的在于控制私人间的交易或分配活动，通过国家的意志实现来社会资源或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移转。强制缔约与命令契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在强制缔约的场合，虽然法律课以受要约人以承诺的义务，从而使其契约自由受到限制，但相对方仍然享有要约自由，仍有缔约的意思存在；而在命令契约的场合，则不问当事人双方是否有缔约的意思，国家机关依其法律关系之形成行为，使私人之间发生与成立契约同样的法律关系。前者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合理限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平等与自由，后者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违背，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自由意志的极端干涉。因此，虽然两者都体现了国家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但是命令契约是把交易纳入国家生活秩序之最高契约形态，甚至有学者认为，命令契约因非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已失契约之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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