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和医疗合同立法探析--兼谈对医疗纠纷的本源遏制/郭锡昆(3)
其三，在“侵权行为说”中，传统的侵权行为理论可否完全适用于医疗纠纷？基于医疗领域的未知性，医方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造成患者的人身、财产损害实难避免，只是医务人员在实践中常出于多方考虑，多借口医疗意外等以期免责。按照传统的侵权行为理论，被害人应负举证责任，而基于医疗领域的专业性，患者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欠缺导致其证明能力和医方形成严重的不对称，尽管特殊侵权行为理论的演进使得医院承担了大部分的举证责任，即适用举证责任的倒置，但其毕竟还是属于主观归责的范畴，患者对专业技术领域的近乎一无所知致使他（她）不可能对医院的一些具体的举证环节提出质疑，其权益仍无法得到实在的保障。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在侵权责任中，因身体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较短，只有一年，这一期限在医疗纠纷的处理实践中仍可能偏短。而且，由于在其中贯彻了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原则，医方作为加害人一般仅对自己的过错致他人损害的后果承担责任，而对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的损害不予负责，这就可能致使患者遭受损害后获得赔偿的风险大大地增加了。
笔者以为，鉴于医患关系本身的特殊性，简单地适用那一种学说都恐怕难为周全。医患双方地位平等的理念日益为学界所认同，为把医患关系界定为平等契约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已经为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司法实践所肯定，故可将医患双方的关系定位为医疗合同，医方一有违背即应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如果把医疗责任的性质仅仅限定为违约责任，对受害人的权益保护仍是不够充分，我们还应当在立法上承认请求权竞合的存在，允许受害人从“医疗合同说”和“侵权行为说”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尊重其对自身权益的自由处分，恢复民法作为权利法的本来面目，减少强行法的色彩。故此，我们不妨将医患关系的性质界定为民事合同，并以此作为研究切入的基本点，建立起一套以医疗合同立法为主、侵权行为法的选择适用为辅的系统性医疗纠纷防制体系，以期为对其进行本源性的遏制提供一个制度基础。对于“医疗消费说”，其倡导者看中的无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体现的保护弱者的精神，我们只要对此在医疗合同立法中加以体现即可起到一石二鸟的功效：既保护了患者权益又克服“消费说”的若干缺陷。诚然，有人也许会质疑，合同中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界定以及仅仅通过合同法原理可否实现对当事人权利的有效保护，这正是本文的论述重点之一，文下将予以揭示。
二、 立法意义：“医疗合同说”对其他学说固有缺陷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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