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和医疗合同立法探析--兼谈对医疗纠纷的本源遏制/郭锡昆(5)
其二，法律的适用问题。我国目前涉及医疗纠纷民事责任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二：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另一个是1987年6月29日由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18条“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二者内容的出入引致了司法实践处理纠纷时援引适用法律的混乱，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部门往往借口医疗单位属福利性事业单位，而《办法》系《民法通则》的特别法，主张优先适用《办法》所确立的补偿标准，而病员及其家属则为获得足额的赔偿而力主对《民法通则》的适用。此时，医方所愿承受的安慰、抚恤性质的给付和患方对生命的价值理念发生严重冲突，这也是医疗纠纷久调不解的原因之一。然而，《办法》实际上仅属于行政法规的层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其无权设立赔偿、补偿的相关标准，因此它的效力本身就值得怀疑，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其加以适用了。为消除这种立法矛盾以及适法中的混乱，最好的办法无疑是重新制定处理医疗纠纷的专门法律，而通过前面的分析，该法显然应与《民法通则》的精神一致，这恰恰为我们的医疗合同立法构想提供了契机。至时，患方就可在提起违约之诉时适用医疗合同立法而在提起侵权行为之诉时适用《民法通则》，法律适用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在合同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双方完全可以对赔偿问题加以约定，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合法时就应当贯彻民法的等价有偿原则，按照患者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予以充分的赔偿。在侵权之诉中应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学界的反对意见颇多，但根据最高院审判委员会在2001年2月26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的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对其可判处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只要符合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也就无可非议了。甚至，未来的医疗合同立法中还可考虑引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保护弱者的精神而设定惩罚性赔偿条款，诚然，很多人会以中国医疗单位的福利性质无力承担巨额赔偿为由怀疑这种制度的可行性，然而，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医疗风险投保等相关制度的创建，这种作法的合理性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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