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型”审判模式下的直接言词原则/古宝全(2)
按照一般的理解，间接书面原则之下，做出裁判的法官甚至都没有亲自接触调查原始意义上的证据，也没有参加庭审。这样的裁判基础何在？如何又能保证其审判获得正当性呢？其实，这是对间接书面原则的一个误解，在间接书面原则之下，特定的审判制度因其独特的运行方式仍然会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使得审判获得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间接书面原则使得审判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正当性。这里需要对间接书面原则的一些长处和有点进行初步的阐明。因为间接书面原则等同于非直接言词原则，故其长处就是直接言词原则的短处。第一、在间接书面原则情况下，不直接参加庭审的法官能够做出裁判。在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能力不够难以单独公正审判的情况下，由法庭外的法官以书面庭审材料做出裁判甚至是必要的。第二、直接言词原则排除了法官在庭外调查取证的可能，这在许多情况下束缚了法官的手脚。以致法官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做出正确裁判受到阻碍。
二、“调解型”审判模式的正当性机制
按照王亚新教授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审判模式是“调解型”模式。①这就是说，在中国审判方式改革前的一段相当长时期中国民事审判的模式可称得上是“调解型”程序构造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通过取得当事人的和解、合意来结束案件时诉讼的首要目标，调解成为处理纠纷最主要的方式。”② “调解型”模式的特征在于：一、其因个案而呈现出不同的程序样式，以至“整个程序过程灵活多样，每个具体案件的审理样式都可以因其个性而各具特色、互不相同”，而不象“判决型”模式那样严格划分程序的阶段和顺序，形式也比较固定。③二、法官主动进行证据调查、深入案情，而不是保持消极的“形式中立”的姿态。三、法官主动的对当事者进行说服教育，以求获得“当事人的同意”来结案。依程序正义的一般理念来看，中国的这种“调解型”模式简直一无是处，完全违背了正义的一般原理，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审判模式，在中国良好运行了很长时间。存在即有其合理性，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就在于其独特的正当性机制能够有效运行。与其解决案件的主要方式和后备方式对应，这种模式有着两种正当性机制，一种是“获得当事人的同意”，一种是保证“判决的内容正确”。我们可以发现，正是“调解型”模式的这些特征使得这两种正当性的机制的要求得以实现，从而使得审判获得了正当性。正是由于在灵活的程序下，法官主动的把握案情、说服教育，才使得审判容易得到“当事人”同意的结果（如调解、和解等）；也正是由于在灵活的程序下，法官自由主动的调查取证，深入案情，才能保证判决的事实基础的认定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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