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型”审判模式下的直接言词原则/古宝全(3)
三、“调解型”模式中的直接言词原则
如前所述，“调解型”模式以当事人的同意和判决内容的正确性为其正当性机制。这是因为在“调解型”模式之下，很多案件得到法官的有意识的调解成功，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案件的审判结果获得了当事人的同意，这是审判获得极致正当性的充分条件。在有些案件得不到调解的情况下，法官只能以判决结案。在这种情形下，审判的正当性在于判决内容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模式有这两种正当性机制，这两种机制得关系可以通过对在这种模式之下如何获得当事人同意的分析中获得。如果法官要提出一个方案取得当事人同意，那么很显然凭空捏造方案不仅不会获得当事人的同意，带给当事人的很可能是反感与不满。由此可见，法官提出方案需要建立在对案件事实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之上，这样提出的方案才有可能具有可接纳性和合理性。这样，在这种模式下，获得当事人的同意便转化为法官能够掌握一定事实基础（不是掌握全部的事实）和法官能够通过灵活的方法和程序来对当事人双方进行不断的说服教育。在做出判决的情形下，保证判决内容正确性似乎难以那么绝对，可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判决正确的意义上来讲，判决的事实基础必须最大限度接近真实，判决的法律适用必须尽量准确。
这样看来，在两种正当性机制之中，第一、都要求程序不要过于严格规范。只有比较宽松的程序前提下，法官才可以自由自在的以各种方式去说服教育当事人，法官才可以以各种方式去调查案件真相，去深入案情去把握案情。第二、两者的契合点还在于对案件真相的查明的无限追求上。虽然对于调解结案方式来讲，不是必定需要一定要查明案件真相。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一旦案件真相能够查明，那么调解也就基本上可以说是手到擒来了。第三、二者都要求法官能够“主动出击”，说服教育也好，查明真相也罢，都要求法官不要消极被动。
那么直接言词原则在这种“调解型”模式中处于什么地位呢？首先，直接言词原则所要求的“有证据在法庭上展示，有话在法庭上讲，法官不得在庭外接触证据”与这两种正当性机制的要求不符。直接言词原则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一种较为严格的程序规范，其要求审判必须以严格的程序进行。其对于法官是一个极大的制约，在直接言词原则的规制下，法官不再能够灵活的随意的去查明案件真相或者说服教育。如果直接言词原则被强行引入，必然会由于其不符合该审判模式的正当性机制，使得该审判模式产生内在冲突，甚至会使其失去正当性基础（审判不再能够获得正当性）。具体会表现为调解成功率因为法官缺乏灵活手段大幅下降，而判决却也因为不能保证其内容正确导致“民怨极大”。其次，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未经当庭言词辩论的证据不得作为案件的定案根据”，这就强制法官不能进行庭外调查取证。应该说，当庭对抗辩论式得证据展示和调查对于查明案件真相也自有其独到的意义。可是，如果以单一的“查明案件真相”为目的标准，那么证据的调查，案件真相的查明便不能仅仅局限于庭审了。法官主动深入案情，进行庭外证据调查无疑更有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直接言词原则也是与“调解型”模式的正当性机制相矛盾的。再者，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参与庭审、证据调查的法官来作出对案件的裁判。这一要求看起来似乎是不言而明的真理。可是在特殊的中国语境下，这也体现出了另一种意义，按照一般的认识，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由于其亲自参加了证据调查，听取了当事人的辩论，比起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来说更可能做出正确的判决。可是，基于对目前中国法官的整体状况考虑，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一定能够准确的适用法律，在查明案件真相上也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这样，一些被认为更优秀的法官或者其组合体的间接审理便有了必要。这在中国表现为层层审批、审委会讨论案件制等。通过这样一些机制的设置，保证了判决内容的更为准确性。这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制度的存在是因为其符合正当性的要求。而直接言词原则无疑是与这种制度水火不相容的。最后，形式意义上的言词原则并不是“调解型”模式的正当性机制的必然要求。从纯粹形式意义上来讲，言词与书面都是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手段，按照一般的理解，言词原则保障了“当事人对审判的过程的参与，也保障了当事人的发言权，同时还保障了法庭对当事人意见的听取，这正是诉讼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体现，也是对诉讼主体合法愿望的充分尊重。”④。诉讼民主性、科学性、当事人程序参与权几乎是公认的程序正义的要求，可是在“调解型”模式正当性机制的核心在于查明案件真相，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样的调查案件的方法。这样看来，是否必须以言词进行审理或者进行各种诉讼行为，显然不是那么重要了。言词也好，书面也好，只要有助于法官把握案情，了解真相，以便能更好的对当事人进行说服调解，做出正确的判决均可以考虑。于是形式意义上的言词原则也找不到其在“调解型”模式具有重要地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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