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监狱警察权利的研究（节选）/张晶
从优待警，看上去很美
——监狱警察权利琐谈之一
张 晶
近几年，因为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特别关注罪犯权利，对监狱警察的权利关注明显不够，我甚至由于提出了“囚权主义”的主张，引起了监狱警察同行的误解。一些同行认为，我没有把警察的权利放到应有的位置；还有的认为，我刻意研究囚权，而漠视警权；更有一些熟悉的警察朋友，建议我进一步关注警察权利。
其实，我在研究囚权之初，就十分关注警权的问题，甚至，还专门就年轻警察的权利问题像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案。只是由于积累不够，精力不够和思考不够，而把警权问题，暂时搁置在了一边：继续思考、继续探究。应该说，这次对警察权利的研究，契机缘自于司法部《犯罪与改造研究》杂志社的“黄丝带项目”，把本人的课题“监狱的权利视角”列为了“一级课题”，给予经费、更是关于给予了精神的鼓励，所以，使得本来还要推迟的研究提前启动。
仔细分析和反思，近些年的对警察权利的研究情形和一些人对我研究的误解，盖因我的研究，一是，单纯的关注了监狱警察的对立面，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囚权，所以，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冷落警权（当然，二者是不矛盾的，问题在于，一些警察及其警察的领导者对这个问题的对立化）。二是，我的研究本身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使然（尽管，在我们当下很大的研究，需要、非常需要“片面的深刻”）。三是，警权问题，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监狱事业的发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发展。在实质上看，警权的问题并不是非常的突出。尤其是“从优待警”落实比较好的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发达省份，即使是在欠发达的省区，从优待警的口号也开始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四是，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警察是强势，研究警察权，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即使在监狱理论界，也很少有人涉足警察权的研究，更缺乏深层次的研究。
那么，为什么警权问题明明有了很好的保障，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而我们的警察还“不知足”呢？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上述的阐释，我们都把警权简单化了，或者说，我们把警察权力和警察权利混为一谈了。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大连监狱谢红军带给我们的耻辱，邵东监狱带给我们的困惑。
我们在痛定思痛时，我们深知从优待警之痛。
那是前些年的事了：一个省的监狱，无法支付给警察的工资，就发给与工资等量的囚犯养的鸭子；同样，在相距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省的监狱，发与工资的办法，竟然如此的相似：等量的茶叶，作为警察的工资。如果，他们把“鸭子”、把“茶叶”卖出去了，警察的工作就有了保障；如果，卖不出，我们的警察的生活就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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