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首请不拒”/张海龙(2)
第四，焦先生误解了法理。“法律未禁止即意味着许可”，其意义在于划分出两块区域——强行法与任意法。任意法是授权法，即当事人在不违反强行性或禁止性法律条款时可以意思自治。这一法理的功能在于对静态法律体系进行描述和周延，而非对社会动态发展过程中新生社会关系的法律确认，所以，不能根据“法律未禁止即意味着许可”就推断出当事人享有权利。
第五，“首请不拒”的前提在实践中不能确定。焦先生定义的“首请者”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并且“‘无先例’可援”的情况下，第一个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人。但如何确定“首请者”？中国大大小小有三千多法院，每年审理的案子难以计数，如果异地而居的当事人均向法院请求“首请权”，如何判别其先后？若是连基本前提都无法保证，“首请不拒”又怎么能实现？
第六，如果焦先生提出的“首请不拒”可以实行，那么“首请者”应当享有“首请权”。这种权利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宪法中的权利？还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等部门法中的权利？焦先生似乎想将其定位于宪法。然而，宪法赋予权利也是以明文规定为前提的，怎可采用“首请不拒”的方式确立？焦先生还认为，“如果答应了此项权利确实会带来负面效果，立法要立即跟进，下不为例，将其明确列入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问：中国大陆属成文法而非判例法，法官必须严格遵照法律的规定审判，作为初审法官更是如此，何来第一审的造法权利？其与立法者的关系岂不本末倒置？由此看来，焦先生对我国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的认识还需进一步加强。
焦先生还有一条理由，即应当对第一个“发现权利”的“首请者”给予奖励，因为其发现应同科学发现一样受到社会的鼓励。
社会科学发现与自然科学一样，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典型的明证就是股份有限公司。马克思对此曾感叹道：“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修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然而以此作为奖赏“首请者”的理由是否合适？未必！
社会发现与自然发现的价值取向不同，后者重在发现和认识，而前者则“关心的不仅是真，而且还有善和美……它要告诉人们，他们的生活怎样才能变得更加合理，他们怎样才能变得更加美好。”对社会而言，任何发现都只有在符合真、善、美的前提下才应受到褒奖。因此，开发核能源的科学家被认为是国家栋梁，而寻找系统漏洞的黑客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如果凡是“首请”而不问善恶，都赋予权利、施以法律上的保护，看似公道，实质上是鼓励作恶。心怀叵测者有钻法律空子的天生才能，很容易发现“首请”的“权利”。若是施行“首请不拒”，不符合整个法律秩序的公平正义宗旨和价值观，法律也将成为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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