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律师执业公正与律师独立的二维关系探索/刘华(8)
基于此，笔者建议，立法上应加强对律师准入制度之限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1）把提高学历限制纳入立法考量的一个因素中；（2）对其专业素养，从事相关法律专业的经验和年限给予更为严格的限制；（3）对通过司法考试而进入律师行业的人员，对其实习过程和实习年限亦应给予更为严格的限制。
这些都是基于我国现行之教育体制而言的，这样的限制条件，对我国来说，现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只有通过这些严格的限制，提高律师执业的准入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律师与一般法律服务人员的分野，实现律师的精英执业，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律师队伍之素质，达到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正义之效果。
（三）、立法上应加强对律师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
律师的保障机制，之于律师显为重要。律师职业具有社会性，而社会因其错综复杂性，亦决定了律师执业之艰难性和复杂性。这里面亦包含着律师工作所具有的风险性和挑战性。律师执业环境之各种状况，亦直接关乎于律师的切身利益，在此基础上，当把律师的执业心态纳入考量因素的话，那么，于案件本身来说，难免就会出现很多变数。此种变数亦从根本上影响着实体之公平正义的实现。我国现行《律师法》里，缺乏对律师切身利益的保障机制，包括律师在其利益受损时，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救济方式和救济途径，律师的工作因此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和限制。
因此，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免除律师的后顾之忧，是律师正当行使其职权，履行本职的一个重要条件。故此，立法上应确定律师利益保障之范围。首先，是风险代理保障机制，其确定保护的范围是律师因风险代理而招致的各种损失。其次，是诉讼代理保障机制。再次，是非诉讼业务代理保障机制。从而，切实可行地解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所招致的各种风险及损失。
（四）、改良律师的培训方式，尤其应注重专业素养，人身修养方面的培训。
“人是感情的动物”。律师，从某个侧面来说是“维护社会正义之使者”。而反映在执业心态上，则直接导向了律师办案的向度和维度，以及对个案的投入、专一程度，这些因素，直接主导着具体案件的每一个过程。正义与非正义，完全取决于律师的价值定位。概而言之，就是律师在主导某一具体案件中，抱负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目标，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案件的努力程度。此即内化地表现为律师的执业心态。律师的执业心态于谋求当事人之合法利益，于社会之实体正义，显然地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培育健康的律师执业心态则尤为重要。
故此，建议转变和改良传统的律师培训方式，首先，必须在培训方式上给予严格要求。传统的律师培训往往表现得较为松散，因此必须加强培训时的组织纪律。其次，就培训内容而言，应改变传统单一的律师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建议培训时介入律师人文素养方面的专门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不但之于律师个体素质会有所提高，之于社会，亦能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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