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高军(7)
首先，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保证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的关键在于宪法有效的实施，即宪法确实“有用”而不是一纸空文，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民真正地从内心里去服从并信仰宪法。确保宪法“有用”则关键又在于宪法的司法化。[24]事实上，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效力已成为世界性的一项宪法惯例。[25]例如，《加拿大宪法》第二十四条中规定，“如果本宪章所保障的任何人的权利或者自由被侵害或者被否定时，他可以向管辖法院申请，以便获得该法院根据情况认为适当的和公正的补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一条中规定了宪法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第十九条中规定了，任何人的权利如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如管辖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可向普通法院提出诉讼。其他如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效力都是一项基本的公民宪法性权利。
提高公民的宪政意识，保障宪法实施，还必须建立健全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在我国，宪法中并不缺乏公民权利条款，我国宪法实施除了存在宪法权利条款不具有直接的司法适用性外，还在于宪法的权利保障条款经常会受到一些具体的立法甚至司法解释的不合理的限制，宪法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了克减甚至剥夺。在这方面典型的当为《国家赔偿法》，经过立法的限制，宪法中所确立的公民要求国家赔偿的权利在实践中根本难以行使，以至于被戏称为“国家不赔法”。事实上，在现代法治国家，确立对基本权利或自由进行限制的立法原则以及对其进行解释的原则条款乃通常之做法。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开宗名义即规定了“国会不得立法条款”，第九条还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种权利，而认为人民所保留之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忽视”，第十条规定，“本宪法所未授与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加拿大、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宪法中均存在大量的类似条款。因此，有必要仿效现代法治国家的通常做法，在宪法中确立对基本权利或自由进行限制的立法原则以及对其进行解释的原则条款，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
其次，政府守法对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示范作用巨大。富勒在《法的道德性》一书中将“政府行为同公布的法律要求一致”明确地列为其“法的内在道德”的八项要求之一。而一位英国学者这样写道：“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在以自己的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如果政府本身触犯法律，蔑视法律，从而会孕育社会的无政府状态”。[26]可以说，政府是公民守法最好的老师和榜样，有文明的守法的政府才会有自觉守法的公民。因此，应当以国务院出台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所提出十年内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政府在执法中应当奉行克制、比例、法律保留、法无明文授权即无权、政府越权行为无效等原则，在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关系到公民生活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公开听证，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当然，政府守法不是简单地通过说服、教育以及先进人物的自觉性等主观的意愿就能够达到的，关键在于，“如要使‘法律规则’得以坚持，宪法就必须确保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同受其权力管辖的那些人一样服从法律程序。这一点对于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来讲，其重要性十分明显”。[27]因此，必须抛弃那种传统的对党政干部的那种无依据的、抽象的、纯粹乐观的人性善的假设，因为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对人性盲目地乐观，只能导致专制的悲剧性后果，而从令人感觉不快的“人性恶”观念出发去构建制度，却最终产生了法治。因此，只有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权力控制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守法的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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