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的法律——评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万马(3)
“组织性是社会生活的组合方面，是采取集体行为的能力。”法律的量在组织在个人之间表现为：“在几种可能性中，个人对组织的不轨行为是最严重的，其次严重的是组织之间的不轨行为，再次是个人之间的不轨行为，最后是组织对个人的不轨行为。”就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公司这一组织体而言，如果个人侵犯了其财产，可能背负盗窃、损坏公私财物等罪名而负刑事责任，而公司可以以劣质产品骗取个人的钱财，甚至于在侵犯了消费者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情况下，只以赔偿了事，并不会受到个人会受到的惩罚。无怪乎布莱克在《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一书中极力提倡个人加入社团组织，并以其为后盾来增强诉讼的力量。因此，对于那些背乡离井、四处漂泊的打工者而言，他们的工资被公司、企业随意克扣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工会组织仍然只是一种摆设，打工者仍然作为分散的个体，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将继续存在，政府的干预也不过是又刮过了一阵风,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永远只能是单位任意宰割的对象。这种力量上的不均衡使一方受制于另一方，受制者没有话语权，统治者能看到的不过是表面化的和谐。
“社会控制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方面…它规定了什么是应当的：什么是对或错的，什么是违反、责任、反常或扰乱。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如家庭的、车间的、教会的、学校的、派系集团的等）此消彼长，其他社会控制较强的地方，法律较弱。其他社会控制表现为体面的程度（“体面是一种规范的身份”），法律的量随体面程度而发生变化：“最严重的不轨行为是不体面的一方对体面的一方的不轨行为，其次是体面的人之间的不轨行为，再次是不体面的人之间的不轨行为，最后是体面的人对不体面的人的不轨行为。”犯罪的记录、精神病史是不体面的表现，因而在法律面前处于劣势，如此发展下去，劣势更甚。我们因此怀疑监狱、精神病院是否真的具有矫正的功能，它的存在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刑罚或许真的只不过是一种惩罚的哲学。宽容也许是最好的矫正方式。据此，加强其他社会控制是维持和谐的重要手段，多一所学校便少一所监狱；多一点关爱便少一点犯罪的动机。
通过上述对布文理论脉络的梳理，我们发现法律的行为如此运作。布莱克在法律与数学之间匪夷所思地建立起了函数关系，法律中心主义再一次经历拷问。布氏的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科学没有边界，画地为牢、自我封闭只能禁锢头脑。社会的进步需要标新立异，需要创新，尽管这会导致法律的量的增加，但“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现实的社会在两种无政府状态（即公社型和情势型）之间徘徊，我们呼唤一个崭新社会的到来，因为那“将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们专业化了，但又不是可互换的；这是个游牧者的社会，人们既亲密又有距离，既同质又多样化，既是有组织的，又是自治的，名誉和其他地位每天都会变化…它将同时是公社型的和情势型的。”既然法律的量受非法律因素的左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无需法律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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