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减刑的法律性质/王能干(3)
其次，刑罚的实质内容是以刑罚的彻底执行来实现的。刑罚能否得到执行，以及刑罚执行的效果如何，直接决定了刑罚的功效。无论是哪种刑法类型的国家，都不应忽视刑罚的功能。刑罚过轻，达不到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刑罚过重，虽然在短时间内会遏制犯罪的高发态势，但是，过于严苛的刑罚只会导致公民对法律的敌视，从而出现更加猛烈的犯罪浪潮。“刑罚本身是一种恶，每一种刑罚都具有强制之恶，痛苦之恶，恐惧之恶，错误控告之恶和衍化之恶。因此，立法者在规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时刻注意这种恶的代价，不应当规定和适用滥用之刑，无效之刑和过分之刑，昂贵之刑。” （张智辉：《论刑法理性》，《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正因为如此，减刑制度可以作为刑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尽合理的补充，对于在刑罚执行期间改造表现良好，有悔罪表现或者立功表现的罪犯，给予一定的刑罚的减免，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功利性。中国的减刑制度，古已有之。如“唐代为加强狱政监督，进一步完善了录囚（又称虑囚）制度。自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亲录囚徒始，历代相袭，变为常制。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每视朝，亲录囚徒，以致数额多达二三百人。凡经录囚之后，犯人有罪多得减轻处罚。”（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大多数情况下，减刑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对刑罚制度的某些缺陷予以直接或者间接的修正与补充，而这种对刑罚制度予以完善的法律制度理所当然的应当包括在实体法的范畴之内。就我国的刑事法律之规定来说，刑法主要规定的就是减刑的实质问题，如哪种刑罚类型可以减刑，什么情况下可以减刑，减刑的幅度又有哪些要求等等，而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减刑实现的程序等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减刑制度主要是一项刑事实体法上的制度。
再次，减刑是在刑罚执行中因为出现了法律规定的事实，而对需要执行的刑罚予以减免。关于这一点，最容易引起误解。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减刑制度的存在，冲击了法院的审判权，甚至是对法院司法独立的限制。其实，罪犯在服刑期间因特定表现获得减刑与罪犯触犯了刑法应当受到惩处的根本性质是一致的，即由于出现了法定的事实，而出现了对其刑事责任进行追究的结果。一种是积极的后果，即减免其刑罚，一种是消极的后果，即决定其刑罚。引起上述后果的法定事实，一种是积极的行为，即罪犯的积极悔改行为或者立功行为，一种则是消极的行为，即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没有后一种行为即犯罪行为就没有刑罚，没有刑罚就没有减刑的存在。只有犯罪行为与刑罚均存在的情况下，减刑制度才有存在的意义。所以说，减刑制度与罪犯的犯罪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任何时候，对罪犯在服刑期间的减刑都应当考虑其最初所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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