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卞军民(3)
二、基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现状分析
（一）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积极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的依法行政实践，历经了以依法“治事”为中心的起步阶段，以事后的行政权力监督与公民权利救济为重心的发展阶段，强调全方位规范、制约行政权运行过程的全面推进阶段，基层政府及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取得了较好发展势头。
1、依法行政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要求，政府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已成为基层政府及其行政机关工作的基本准则和要求。
2、随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颁布，依法行政得到快速推进。国务院1999年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号召各级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2004年国务院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依法行政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系统规划了我国未来10年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蓝图，也为推进基层政府及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指明了方向。随着纲要的实施，依法行政更加规范，更具新的特点。
3、行政法制建设不断推进。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诸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等一批重要的行政法律，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法制保障。区、基层政府及其行政机关行政法制工作不断完善。政府法制机构从无到有，并逐步充实人员，行政法制工作渐入正轨，在进行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查、开展行政复议、进行执法质量评估、加强执法监督和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依法行政实践成效明显。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有所提高，并逐步强调决策程序、决策责任。行政执法积极探索新思路，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集中办理和规范行政许可（审批），执法绩效得到明显改善。行政复议的监督救济作用得到发挥，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不再鲜见。依法行政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并逐渐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二）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消极障碍
我们也应当清醒认识到，当前基层政府及其行政机关在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中还存在五个方面的不适应性。
1、行政管理的效率性要求与依法行政的时效性规定存在不适应。行政效率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过程和结果的评价和度量，既是行政管理的起点和归宿，又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层次、环节和程序之中。由于基层政府及其行政机关经常处于行政工作的一线和前沿，必然将行政效率置于优先位置，在行政管理中试图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行政效果。而基于对行政权的行使和扩张有可能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利益之考虑，立法者往往更侧重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从而赋予行政相对人较长的时间以寻求司法救济。如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更将其扩大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由此可见，政府机关追求的行政效率与法律法规确定的时效和期限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性。比如每年计划生育检查、卫生模范城创建等等突击活动，基层政府及其行政机关从效率性考虑，总是期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其他工作。一旦少数有履行能力的群众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不履行法定义务，虽然可以下达处理决定限期履行，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3个月，即义务人既可以在3个月届满的最后一天履行义务，亦可以在此之间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监督程序。这样，政府一方面要投入人力、物力、精力参加诉讼；另一方面对这些群众的工作“搁浅”，不但影响工作进度，而且导致其他群众攀比观望，增加工作难度。所以基层政府及其行政机关总感觉到在依法行政工作中约束羁绊太多，不越法律的“雷池”难以达到工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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