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屈向东(4)
行政立法专断产生了，它的产生，便同时意味着我们个人自由被置于危险的境地。“对于个人自由而言，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政府。政府每多进一寸，我们的个人自由空间将萎缩一丈”[1]。
那我们该如何防止这种行政立法专断局面的出现呢?从长远来看，应该将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侵蚀予以禁止（虽然这点争议很大）。单从短期来看，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是现阶段最佳的限制行政权对立法权戕害的应急方案。建立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可使公意得到充分而直接的表达，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它实质上使行政立法机关与公众之间有了一种思想互动，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以倾听，有效的防治行政立法专断，实现了行政立法制度的公开化、透明化、使得行政机关听取民意后以便于全面的准确的使各种人民利益诉求在行政立法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更重要的事：它使这种约束行政立法权的思想得以法律化，迫使行政机关予以遵守，我称之为“给利斯坦安上笼头”。[2]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对于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执法当中的作用予以阐述（主要是如何减少公共稀缺资源的浪费）。
行政制法领域或许是公共资源稀缺资源浪费最为严重的地方，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种原因是与行政权力入侵司法权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行政权自身所具有的危险性。它的易扩张性和侵犯性也是造成行政权拥有一部分司法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客观原因，在这里作者想要通过考任、聘任等方式取得行政职务的，这使得他们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这使得他们只从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和有效性出发考虑问题，而对其他方面特别是如何理性配置社会资源等方面难以顾及。其二，行政机关的决策制是首长负责制，即“精英管理”而非“群体决策”，追求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细细想想，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得承认首长是一个人，是的，人是有理性的，他在首长的位置上，或许能说明他的理性可能比身为平民的我们要多一些（有时还不一定呢），但是人的理性也有不及的地方，它也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认识水平等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这就是理性的非及性，这是一种必然性。因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任何人都不能掌握社会的全部知识，换句话说，每个人都不是全能全知的，每个人就自己所接触到学习到的那部分知识或许更多一点的知识所熟识。首长是人，首长不能全能全知的，那么首长也会犯错误，但由于行政首长负责决策机制的原因，首长犯错便意味着整个行政机关的犯错。在经济学上，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即投入成本，所获收益最大。借鉴经济学上的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行政机关的犯错便意味着公共管理成本在这个时候没有最小化，这是公共资源的浪费，非理性的对公共资源进行了配置；其三，对第二点的讨论，我们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非及性” 基础上的，换句话说，首长们犯错只是因为理性不及，是一种善意的犯错。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政府官员们恶意的犯错，如受贿、贿选等。这也都造成公共资源的一种“挥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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