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屈向东(5)
但既然政府会“犯错”，那么法律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纠错”或“放错”程序来予以救济。其中，方法之一便是给行政机关以更多的程序义务，对行政相对人或公众享有更多的程序权力，以达到权力的平衡。行政听证制度便是一个例子。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以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为主。若行政机关仅凭先前的证据或材料，而不给与当事人以发表意见的权利（听证），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若此行为是合法的、有效的，则相对人无话可说，若此行为时不适当的，甚至于是违法的，并且由于行政的现行有效性，该错误决定会先于执行，这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危害，也同时增加了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呢，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在引入行政听证制度后，表面上看来，行政机关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负担，但我们明白“秩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得”。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给当事人对事实或法律问题予以表示意见的机会，以提高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科学性或合理性，避免了因决定的程序或实体方面的问题而由行政机关“反复解决”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总成本。
在对行政听证制度对行政执法的作用分析完毕后，我认为有必要对个人自由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作用分析。
个人自由首要的要求是对人身的个人占有，而不是被他人占有（奴役）或某个集体的占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身的归集体而非个人），其次，便是自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学者对自由下过最准确的定义，我个人认为，自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它包括很多方面，应划分为经济自由与其他自由，其他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等各方面各个层次，而其恶其他自由都是从属于经济自由。自由在各自的领域会浮生出各自的权利，这是自由所使用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莫过于财产权，即私有制。正如巴斯夏“如果我们不对我们人身加以扩展，我们何来自由？ 如果我们不对自由加以利用，我们何来财产权?”。①它是人身自由的发展，又是人生自由的保障，在私有制形成后，人们开始用剩余产品交换。
①[法]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秋风译，2004年版.
上述个人自由的陈述表明，自有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政府不仅仅保护个人自由，还应当加强私有制，自由市场的保护。此种保护不是对自由市场贸易自由等方面的干预，而是政府应扮演“守夜人”[4]的角色，即只给“否定性”（禁止性）的区域或空间，在此空间之外，由当事人自行决断，但当我们回顾政府行政管理的发展轨迹时，发现，行政权力不是萎缩而是日益膨胀，政府往往给与我们的只是“肯定性”的区域或空间（各项自由权）,个人自由空间得到压缩，我们的自有被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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