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育/韩宏伟(5)
（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民的物质基础。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权益保障的物质基础，是农村法治有效实现的物质保障。马克思所说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说明任何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只有当社会具有保障其实现的经济文化条件时，它才是真正的权利。农民经济基础的薄弱性，使得他们在接受教育，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特别是在法律维权方面存在极大的障碍。其实有些时候，当农民的身家性命、合法的权利受到威胁、损害时，他们也很想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但因为诉讼成本太大（农民一般不可能丢下生产生活，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时间去打官司），所以农民更倾向于通过乡土规范来解决，尽管这样可能会心理不情愿。在农村，许多刑事案件都是通过中间人“私了”（向受害者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农民需要的是权益保障的低成本，如果成本太大，一般是没有人选择的。农民只有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坚实的后盾，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去研习法律，走近法律。故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民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内在条件之一。
（三）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内化法律精神。
法律信仰产生在于法律精神的内化，而内化的重要途径则是学习，这是培育农民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农民通过对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律精神文化的学习，消除对法律的陌生感，逐步认识到法律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因为，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无法产生对法的需求、渴望和敬仰，因为“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从另一方面看，信仰的增强也必将推动公众权利意识的扩张，进一步推动法律意识的增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当前农村的法制宣传中，依然盛行着法律工具论的思想，只强调人们对法律的接受与服从，而忽略法律更重要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因此，加强农村普法活动，必须全面宣传法律的价值，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有所创新，特别要突出法律对农民权利的保护价值，这样才能培育农民对法律的坚定信念，使法律内化为农民至高无上的信仰。
（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根除司法腐败，实现乡土社会的司法权威。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而权威则是公正的基础，对权威和公正的倚重是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根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权威，将基层司法机关塑造为解决农民纠纷的“正义制造工厂”，这是法律在农村获得普遍生命力的重要途径。首先，重视本土资源，促进司法公正。面对有时候只要求讨个说法和不知法为何物的农民，法官就应该运用在维持乡土秩序方面行之有效的地方性知识，灵活地调解。其次，改善司法环境，确保司法独立。强调法官应以“国家法”为基础，协调好“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法官必然要受制于乡土社会的群众舆论。相反，司法机关必须独立地行使审判权，不应受到来自基层党委、政府、村民组织和乡土舆论的影响。再次，规范运作程序，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树立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法官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应尽量缩短审理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安排开庭也应适当考虑农耕时间以减少农民的诉讼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判决生效之后，法院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督促当事人去执行，让农民在胜诉的喜悦中，应该得到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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