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利让渡的具体产物）——再论社会契约论的真理性/张家安(2)
一，原始社会的权利和国家
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成果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原始社会是没有国家的，有的只是原始的部落，那么这时人类社会的权利状况是怎样的呢。谈到原始社会的权利，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原始社会有权利吗？我可以明确的回答你，这时的人类社会可能没有“权利”这一词或概念，但却存在实实在在的权利。原始社会的每一个部落都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在这里我们不去管她的这个群体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所在乎的是有没有这样的群体存在过，无论是从对我们祖先历史的考证还是从现存的生命群体观察，我们都清晰的发现我们的祖先在那时确实建立过这样的群体。既然作为一个群体生活，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在那时的部落里一定有权利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存的群居生命体中可以看到，狮群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突出，不同的个体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都具有不同的权利，由此可以知道在原始的部落里是有权利存在的，只是这种权利存在的依据不是我们现在制定和使用的“人为法”，而是和现存群居生命体权利分配依据相同的“自然法”。自此生命个体原来享有的“完整”的权利，因为自然法的调整，有一部分权利就必须被让渡出来，这一部分权利的集结就出现了“集权”。那么这一权利属于谁？由谁来行使？这些问体的出现和对此的原始思考，为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在原始社就打下了基础。
二，奴隶社会的权利和国家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进入了奴隶社会，在这个时代我们人类出现了松散形式的国家，那就是成邦，我们称之为准国家。在这个准国家时代国家和个人的这种权利依托关系又是怎样催促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呢？人类社会发展到这时生存变得更加艰难了，一方面他们要面对来自大自然的生存考验，另一方面人类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凸现出来，人类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残酷。为了食物和奴隶，城邦之间经常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为了个人和城邦的存续，在抵御外来攻击中，就需要有团结统一的指挥来应对，所以对我们这些生存在城邦这个共同体里的个体来说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把指挥自己行动的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交由某个组织来行使，这个组织便是城邦，只有这样不论是城邦还是个人才能够得到延续。这便回到了我们在原始社会提到的个人权利让渡与“集权”，集权的归属和行使问题。在这个时代，城邦里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集团（奴隶、奴隶主）和自由人，由于历史的积累奴隶主个人虽然也有个人权利的让渡，但奴隶主集团却成了集权者和集权的行使者，而奴隶则成了个人权利的最大让渡者，他们的权利让渡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来的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权利的让渡可以说达到了极度，最基本的就上帝赐予的生存权他们很多人都自己把握不了，所以在权利关系催生国家的过程中奴隶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的，他们是国家诞生的最大贡献者。表面上看，权利让渡者让渡的权利似乎是让渡给了集权者，而实质上却不是这样的，让渡者把权利让渡给的是某个组织（城邦），当时的他们为了生存也只愿意把权利让渡给这样的个组织，而集权者只是代表城邦行使让渡者让出权利的集合，所以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便不是集权的归属者，而只是集权的行使者，集权的归属者是城邦。可见在奴隶社会里，个人是权利的让渡者和城邦作为集权的归属者这种依托关系进一步加速了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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