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探索与实践/周厚先

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探索与实践/周厚先
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周厚先

当前，为适应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形势和任务，检察机关的工作任务和执法标准都在发展，并且随着司法公开、检务公开制度的建立健全，检察法律文书公开度也有了提高，需要面向社会。因此，对检察文书制作也应该以与时并进的眼光和标准重新审视，加以改进和提高。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第6项规定“改革检察机关法律文书，本着诉讼经济、增强法律文书的说理性、权威性的原则，简化检察法律文书的种类和内容，对起诉书等法律文书的格式、要素进行改革，强化对证据、案件事实的分析论证，提高检察法律文书制作的质量。”据此，应当对制作检察法律文书加以改进和规范，增强说理性，使之满足工作需要。
一、检察法律文书说理的现状
目前，在检察法律文书的制作中，说理方面主要存在如下五方面不足：
(一）忽视检察文书中的说理作用。表现在一是控申部门或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案件的当事人提出的申诉主张经审查认为不成立时，在制作相关息诉方面检察文书时仅仅是直接作出不予支持的意见，未进一步说明不予支持的理由；二是侦查监督部门办理不批准逮捕案件撰写不批准逮捕文书时,公诉部门在办理不起诉案件撰写不起诉书时，只写不构成犯罪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向公安机关和被害人叙述为什么不构成犯罪或为什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是在事实认定方面，叙述公式化，具体性不足。主要表现为，公诉部门或侦查监督部门在制作起诉书或审查报告时，在表述案件事实时，经常概念化、公式化地以结论代替情节，例如以“因琐事如何如何”表达案件起因，以“不能正确对待某某纠纷”代替说理，以“胆大妄为”、“目无法纪”等词语，形容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貌似指控有力、观点鲜明，实际则给人以空洞的感觉。四是在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时，只写几条提纲式的退查提纲，没有写明为什么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这些证据。由于没有在相关检察文书中说理，使公安机关或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产生疑虑和抵触。
　（二）虽有说理，但不够充分，没有针对性。主要表现在仅作简略的交代，没有把理由说清楚，或者说理徒有形式。一是公诉部门或侦查监督部门在制作起诉书或审查逮捕意见书时，在证据列举方面，列举形式化，针对性不足。主要表现为，什么事实有什么证据证明不详细不具体，一般是列举所认定的事实之后，写上“以上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现场勘查笔录佐证”的方式笼统地把相关证据类别列出。对与所认定事实相反的证据，往往不说明不予采信的理由或依据，使得证据缺乏针对性，无法与证明的对象相对应，给人以证据勉强的感觉。二是在适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方面，没有叙述为什么要适用该条法律，而是写该犯罪嫌疑人之行为符合某法律某条。三是在处理结论方面，内容简单化，说理性不足。主要表现为，一些检察法律文书无论内容还是格式的设置，都没有针对法律结论释法说理的要求和空间。对案件涉及的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为何如此处理等法律问题则是只见结论。在批准逮捕决定书、或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等填写式文书中没有说理，在起诉书、不起诉书这样可以有较大篇幅的叙述式文书中，对案件涉及的法理问题也缺少说明，给人以结论武断的感觉。如某基层检察院近二年制作的２６份相对不起诉书，在适用法律上都是“本案情节轻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起诉”的套话。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或控申部门在办理申诉案件时，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不予支持的，仅以简单的“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来代替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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