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宽严相济”在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办理中的适用/朱新山(7)
3、实施“宽严相济”，克服 “严易宽难”。
自八十年代开始“严打”以来，从重从快已成为惯性思维，“严打”刑事政策的负面效应就是导致社会对重刑的依赖，而刑罚并非越重越好，刑罚的来历性超过一定限度，会发生边际效应递减。” 在刑事检察工作中为了避免承担打击不力的责任，可捕可不捕的都捕了，可诉可不诉的诉了，怕的是放纵犯罪，过于强调严打，忽视了区别对待和宽严相济，忽视了办案的社会效果，这并不符合新的执法理念。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产病重，叮嘱太叔说：“我死后，必定由你执政。只有德行高的人能够用宽和的政策使人民服从，其次就不如用严厉的政策。被火烧死的人比较少，是因为火看起来让人害怕；被水淹死的人比较多，是因为水看起来懦弱而好玩。因此，实施宽和的政策难度大呀！”可见，“宽”的度的确是不易把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远煌认为，宽严相济是惩办与宽大政策的新发展。从逻辑结构及语境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中，惩办在前，宽大在后；惩办是基础，而宽大是惩办的必要调节或补充。而在宽严相济政策中，宽是基础和前提，其更加强调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宽包含着应当和可以“宽恕”的绝大多数犯罪，尽量减少或减缓对社会生活的刑事干预。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中的宽大，受制于时代局限，其侧重于强调司法中惩治犯罪人时，要注意从轻发落和宽大处理。” 具体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过程中，要正确区分：对轻微犯罪从宽是不意味着一概从轻、不予追究，对屡教不改的累犯、惯犯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当按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严重犯罪从重也不是说一概严惩不贷，对某些罪行严重应当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的犯罪分子，但因其无主观恶性，并具有坦白或自首、立功等从轻情节，在从重处罚的同时也应体现出宽大的一面。
(1)参见黄京平：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法学新思维，《法学家》2007年第一期，P45
(2) 参见刘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与司法适用》，《法学》2007年第2 期，P21
(3) 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第8期
(4) 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中国检察官》2006第5期
(5) 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
(6) 刘炽，王建荣：比较与借鉴：暂缓起诉制度研究。《人民检察》2005（3）P39
(7)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规制》，载〈法学杂志〉200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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