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改革研究述评/韦群林(6)
2．4．2 关于法院财政供给体制地方化问题与“地方保护主义”
徐显明认为，我国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同级人民政府供给，这就注定了司法不能不受制于行政的命运。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保护”和“执行难”等综合症。必须变横向供给为纵向供给，彻底切断同级法院与同级政府间的直接利益联系。要建立单独的法官编制和单独的司法预算，并取得法律保障；[36]谭世贵认为，建立司法经费全国统筹制度，在财政上隔断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工作的干涉和影响；[37]具体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把法院的经费和法官薪金固定下来并由中央财政统一划拨，确保法官无后顾之忧；[38]郑毓盛、李崇高有关中国地方分割效率损失的研究，对于研究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给我国造成的效率损失具有借鉴意义。[39]
2．4．3 关于审判委员会与人民陪审员制度
对于审判委员会，一般都是微词颇多，认为是司法管理官僚化、行政化的表现重要表现；[40]“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也有悖审判亲历性、独立性规律，应当对审判委员会加以改造甚至完全取消。徐显明认为，作为历史时期权宜性的制度，审判委员会与法治原则冲突日益明显，表现在只行使超越法官权力、不承担司法责任；由院长招集并主持，是司法权行政化最集中的表现；无法定程序，违背“无程序无权力”的法治定律；暗箱操作；违背司法“均权”运作原则；集体理案、集体不负责，审判委员会已经成了“司法智者制度错案的工具”。[41]
朱苏力则认为，审判委员会是我国法院内部的少数正式审判制度之一，在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其功能至少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如果将其废除，只会进一步强化法院目前的行政化色彩。如果真正强化这一制度的审判作用，使之完全从法院现存行政管理体制中剥离开来，至少可以大大削弱法院目前实际上的“首长负责制”的行政性特色。[42]
对于人民陪审员制度，一般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参与，体现了司法民主化。但是，“陪而不审”现象严重，使得陪审员制度行同虚设。张培田认为，陪审制和参审制都是近现代国民直接参加司法审判的制度，在广泛比较了两者优劣后，指出不能把陪审制或参审制的有无作为评判一个社会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虽说所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司法民主化相比瑕不掩瑜，但在借鉴参考时扬长避短却十分必要，特别是在盛行陪审制或参审制的国家已经在不断加以纠正的时代，必须在思辩的前提下，全面分析，实事求是，正确把握两者的优劣，对我国今后的司法改革有益无害。[43]
2．4．4 关于法官职业化及书记员序列分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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